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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明天是中国的元宵节,恰巧又是西方的情人节。一个事关家庭,一个事关爱情。一位上海专家,从刚刚这个“相亲的春节”一位女孩“一天相亲5次”开始,层层剥开这条新闻,解读新生代农民工的爱情和婚姻……
如果再有一次机会,陈欣希望能当着爸妈的面,说出那个“不”字。
可那,只是希望,没有重来一次的机会,从来没有。
经历过几百次的相亲后,他用半年的时间完成了父母交代的结婚任务,然后,离婚。
现在的他下了班后,最多的是把自己关在屋里,“最好与世隔绝,和谁都不用说什么”。
在刚刚过去的春节,数以千万计在都市务工的青年男女,都已经历或正经历着与陈欣过去类似的故事。
他们回到农村,在短暂的假期中频繁相亲,仓促定下终身。
这样的婚姻,就像泡面、速食,满足基本生存所需,却难说美味、质量,并可能会留下难以预想的后果;但看上去这一切似乎又难以避免。
在2月14日的这一天,我们想说说婚姻与爱,说说他们的故事。
最高峰一天相亲近10个
今年春节期间,一个女孩一天相亲5次,最后连相亲对象长相都记不清的新闻,引来网上无数的感慨与转载,相亲成了春节一大热点。
陈欣的弟弟看了新闻,就笑,“一天5次,我哥的最高峰时比她只多不少”。
陈欣坐在一边,只是低着头,不说话。性格的内向,让他早已习惯安静地坐在角落,就像众人谈论的事,与他毫无关系。
加上160厘米的身高,陈欣与不少女人心目中理想的丈夫样貌,似乎相距甚远。
可是,他已经结过婚了。
中学毕业后,陈欣进中专学习车工,毕业后在西安一家大型国营工厂里找了份稳定的工作。
剩下的,就是全家最关心的,他的人生大事——结婚生子了。
从那以后,每次过年、过节回家,陈欣总要相几次亲,但和大多数女孩都只见过一面,有时甚至就是在街头两人碰个头,说几句话,没了下文。
陈欣的相亲数量,在3年时间里,按弟弟的话说,从“一个班”、“一个排”、“一个连”,最终至少“一个营”,“三四百人总有的”。
最高峰一天,陈欣自己回忆,将近10人。
让人哭笑不得的一次,一个女孩礼貌地提了点东西到家里来,没过10分钟,陈欣看了看表,和女孩打了声招呼,提着女孩的东西就出了门。
和下一个女孩约好的时间到了,也是要去家里,他干脆提上女孩送的礼物,直接送去了下一家。
甚至让人好奇,到底哪来这么多未婚女孩能和他相亲?
其实并不复杂,在这座城市,大大小小的餐馆、商店里的女孩,多数来自下属的县乡,能够找个差不多的,嫁到城边的村里,总是一个吸引人的概念。
3年时间,陈欣甚至不愿去回忆,更多时是父母之间的争吵,母亲喜欢父亲不同意,父亲中意母亲不爱……
终于,2011年,陈欣和一个女孩订了婚,对方是一家卖米线小店的店员,半年后两人结婚,皆大欢喜。
他与妻子在婚前,也只见过三四次。第一次见面后感觉还不错,第二次带女孩和女孩家人逛街,给女孩买了几件衣服,还有几件金首饰,权当订婚礼物,接着就是摆订婚酒了。
婚礼,放在了那一年的国庆节,家人摆了15桌酒,房子是早已准备好的城里一套两室一厅,加上买家居用品的花费,大概不到5万元。
节后,陈欣又回到西安的工厂里,女孩依旧留在米线店里工作,两人各居一方。
半年后的一次偶然,父亲路过他们家,用备用钥匙打开门,原想帮两人收拾一下,却惊呆了——家里竟被搬得空空荡荡。
父亲以为遭盗了,又觉不可能,再去找儿媳妇,这才知道,两人已背着家人离婚了。
父亲暴怒,强令陈欣回家,内向的儿子嗫嚅半天,终于说了实情:由于分居,妻子又爱上了别人,和他提出离婚,他怕家人责备,也对这个女孩没什么留恋,于是就偷偷办了手续。
分手前,女孩把家里能搬动的,全都搬走了。搬家的车钱,还是陈欣付的。
面对这样的儿子,一家人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许久,陈欣才告诉父亲,在他工厂附近一家小吃店的女老板,对他一直很好,可她离过婚,还带着孩子,他怕父亲不同意,一直没说。
家人反对是自然的,更重要的还有女老板提出的要求,“结婚可以,也不要彩礼,能不能在老家盖5间新房”。
这是一笔不小的花费,家人原想顺着陈欣的选择,这下没有了。
至于之前的妻子,“你爱过她吗?”陈欣沉默不响,“如果再有一次机会,我想对爸妈说不。”
婚姻是什么?“就是找个人,一起过日子吧。”
要是父母不同意呢?陈欣更沉默了,“别逼我了,我就这么过吧。挺好的”。
缩小的婚嫁圈
陈欣的经历,在李德看来,并不意外。
李德是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的副教授、社会学博士后,在2010年做博士论文时,他已将眼光投向这个课题——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
最初引起李德兴趣的,也是陈欣、与新闻里那个女孩都遇到的问题,为什么一定要回家乡找伴侣?
李德还记得,10多年前的2002年春节,在北京打工的弟弟与一个安徽女孩结婚的事,两家相距300多公里,类似的状况当年全村还有好几个。
但近几年,村里春节回家探亲时的“闪婚潮”开始了。每逢春节的十多天,附近村庄适婚青年男女,在父母及亲戚的撮合下见面、下彩礼、订婚,并约来年办婚礼时间,一直热热闹闹。
这似乎有点违背常理。按理说,社会发展了,外出多了,流动也方便,现代青年农民工本应视野更广、交友圈更大,无形中自由恋爱、异地婚姻的状况应更多。
但真在实地做田野调查后,李德发现,结果完全迥异。
中国传统农村的通婚距离一贯很近。曾有学者对新中国成立前250年间北方农村嫁娶地域做调查,发现近半数户主婚前与其配偶两家相距里数在3里—10里之内,绝大多数户主通婚距离在1里—20里之内。
随着改革开放,第一代农民工开始外出打工,农民工的婚嫁圈开始发生变化。一份对河南农村5个不同地方的调查显示,改革开放前,河南省农村居民嫁娶位置以 “同村”、“同乡不同村”、“同县不同乡”为主,这三种比例自1949年至1978年的平均比例之和为95.86%。但到了2000年前后,这一项目的数据下降到82.89%,而“异省异县”的比例上升到16.69%,而且出现了“异国”婚姻。
在李德定点调研的河南省L村,村里第一个异省结婚的女孩小李,1990年小学毕业后便去北京打工,认识了来自山西绛县的小孟,两人最终在1998年举行了婚礼,并在L村相邻的县城郊区买了宅基地,盖房生子。
但在近两年,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后的新生代农民工,“接受了许多新观念、新思维,有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但现实却更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