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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走绿色发展之路已经成为中国坚定不移地战略选择
今年年初公布的《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入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这个《纲要》还将“绿色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中国“十二五”期间的重点任务之一，并从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加强资源节约和管理、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大环境保护力度、促进生态保护和修复、加强水利和防灾减灾体系建设等六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目标要求和政策部署。
中国选择走绿色发展之路，既是对全球范围所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的积极响应，也是中国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中国人口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少，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比，工业化、现代化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更加严峻。多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并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比如，从2006年到2010年的中国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期间，全国单位GDP能耗降低了19.1%，二氧化硫和COD排放总量分别下降了14.29%和12.45%，森林覆盖率达到20.36%，扭转了第十个五年规划后期单位GDP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上升的趋势。另外，中国在提高工业“三废”治理率、持续改善水环境质量和城市空气质量、增强环境治理能力和生态环境恢复等方面也取得了一系列成绩。当然，我们也清晰地看到，由于国情特点、发展阶段和体制因素等方面的制约，这些成绩的取得还是十分初步的，中国经济资源消耗高、环境代价大的粗放发展方式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如果说这种增长方式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还难以避免、因而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话，那么在中国经济已经跨过中等收入门槛、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情况下，这种粗放的发展方式无论如何难以适应全球和中国自身资源环境条件的需要，从而也不可能将中国引向现代、和谐的高收入社会。对于这一点，不论是在中国的学术界，还是决策层，可以数已经有了高度的共识。正因为如此，上面提到的十二五规划纲要，将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确定为”十二五“期间发展的一条主线。
第四，制度创新是绿色发展的根本保障
促进绿色发展是一项综合而系统的社会、经济系统工程，不是某项政策或措施能够单独实现的。需要全社会提高对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自觉践行绿色消费、绿色生产的理念。市场经济是消费引到型经济，消费绿色了，就会对生产发挥强大的引导作用。如果大家都拒绝过度包装，过度包装就会没有市场，就不会生产；如果大家都注意绿色出行，大排量的汽车就会失去市场；如果大家都践行节能、节水、节电，节约型的器具就会大行其道。促进绿色发展需要依靠科技的进步，需要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新型环保材料，以及节能降耗、环境友好型技术和产品的不断涌现。但绿色消费、绿色技术和产品不会自动出现，需要好的适宜的制度和政策环境。首先是资源的价格必须理顺，必须充分反映其稀缺性和使用过程中对环境的破坏；其次要通过税收、土地管理、补贴等手段，制定经济性的激励和约束政策。再次是社会性规制和行政办法。政府在质量、安全、排放等方面的规制必须到位，有法可依，违法必究；知识产权保护、社会诚信建设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也必须健全有效等等。离开了这些体制机制的建设和有效的政策激励，促进绿色发展就只会停留在口号上，就只能是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特别是“十一五”以来，中国适应时代要求提出了绿色发展理念，建立了绿色治理体制，并且制定了一系列的绿色治理政策，为中国的绿色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中国的绿色发展制度主要集中在命令控制、经济刺激和社会引导三个方面。一是从中央到地方逐级落实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的具体要求，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污染水平进行管制，制定有关的环境标准，包括污染排放的种类、数量、方式等污染指标，并以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其执行效果。二是通过市场机制引导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各自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对其行为进行成本效益评估，从而选择有利于环境保护行为，初步建立了以排污收费制度和资源税为代表的经济刺激型环境政策工具体系，包括环境补贴、押金返还、环境保险、排污权交易、绿色信贷和生态补偿机制等在内的环境经济手段。三是通过广泛的道德规劝和舆论影响，如“两型社会”建设、低碳生活理念宣传等手段，将保护环境的观念渗透到企业的经营理念和居民个人的价值观之中，从而促使符合绿色发展要求的生产消费习惯成为深入人心的自觉行为。
当然，与促进绿色转型的的需要相比，中国的体制和政策环境还远非完善和有效。正因为如此，十二五规划提出，要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坚定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改革，加快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