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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国际合作十年路
“在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中共领导人再次重申反腐倡廉的决心”
日前，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第22次会议上，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透露，过去5年已有超过66万名党员干部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则有超过2.4万人。这一消息引起多方关注，有外媒援引此消息，认为“在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中共领导人再次重申反腐倡廉的决心”。
近期另一则引起广泛关注的反腐新闻发生在8月下旬。
2012年8月22日，中央纪委研究室主任李雪勤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引用了一组数据：在183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排在第75位，比上年略有上升。
这组数据来自“透明国际”组织去年公布的“清廉指数”。过去，“透明国际”曾被中国视为“不友好”的组织。如今，这一国际组织的研究成果被中共官方引述。
从某种角度看，对于“透明国际”的态度变化，成为了中国加大反腐倡廉决心的注脚：开放透明的姿态，是反腐倡廉决心的保证。
“透明国际”如何进入中国
“透明国际”成立于1993年，由德国人彼得艾根创办，总部设在德国柏林。近20年间，这一组织一直致力于推动全球反腐败运动，曾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反贿赂公约》制定和采纳中起到一定作用。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它是对腐败问题研究得最权威、最全面和最准确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
“透明国际”在衡量腐败程度上主要使用两种指标，即“清廉指数”和“行贿指数”。清廉指数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政府官员的廉洁程度和受贿状况，行贿指数主要反映一国(地区)的出口企业在国外行贿的意愿。
每年，“透明国际”都会通过这两个指数对各国的廉洁状况开展一次评估，并按得分多少进行排名，得出备受关注的“腐败排行榜”。
在2002年它所发布的“行贿指数”中，中国成为仅次于俄罗斯的世界第二行贿严重国家。这是它被中国视为“带有偏见的西方组织”的原因之一。
然而，在被官方接纳以前，“透明国际”与中国研究机构的合作早已开启。
2000年11月，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就与“透明国际”亚太部的项目官员建立了联系。自2002年起，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的学者们，开始尝试向国内介绍“透明国际”在全球推动反腐败上的统计资料、研究方法，引入了以前从未有过的反腐败国际视野。
2003年，双方合作的首个成果诞生——《国家廉政体系》中文版开印。这部“透明国际”的代表性著作，概述了国家廉政体系的框架。在那之后，《反商业贿赂规则》等一些领域的反腐译著在国内出版发行。
更大的合作项目是“廉洁奥运”。“廉洁奥运”的理念与“透明国际”的“廉洁岛”理念一脉相承：即使一个国家、社会存在腐败现象，但是一个地区可以实现廉洁，并可以做得很好。
在北京申奥成功之后，当时还作为“透明国际”在中国联络处的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就与奥监委取得了联系。他们提出，北京奥运在“人文、科技、绿色”的主题之后，还需要增加一个“廉洁奥运”。
在奥监委的支持下，这个项目在廉洁奥运的政策制定方面做了一些具体工作，如工程建设、门票发放、物资管理等。这些项目不仅仅是研究，它所产出的成果也及时地纳入了奥监委的工作计划。
廉政研究中心(“透明国际”中国会员)理事会副主席任建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也许正是因为这个项目，上级领导对‘透明国际’的看法得到改观，获得了一定认同。”
在经历了6年的合作之后，2008年10月，清华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与“透明国际”签订协议，成为“透明国际”中国分会的秘书处。2009年9月，廉政研究中心(“透明国际”中国会员)正式在清华大学成立。而“透明国际”也首次在中国获得了正式的身份。
“裸官”现象迅速进入中国最高决策层的视野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认为，中国对“透明国际”的态度反映出的是，“从过去相对封闭到现在开放的状态”。纵观过去十年，这无疑是对这些年腐败全球化逐渐蔓延的一个回应。
国内最为人所知的赖昌星潜逃事件就是典型的腐败全球化案例。在担任厦门远华(集团)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期间，因被举报“大肆走私成品油、植物油、香烟等货物，案值高达500多亿元”，赖昌星于1999年8月出逃加拿大，之后一直滞留在加国。通过中加两国通力合作，2011年才被遣返回国、接受判决。
相比赖昌星最终得以遣返的结果，腐败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更为骇人。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1996年底统计，中国当时已成为世界第八大资本来源国，其中除了政府批准的对外投资以外，还存在着大量的灰色资本外逃。资本外逃因其非正常而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对其规模难以进行准确的统计和估算。
2004年，商务部研究院梅新育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自1985年以来的资本外逃占外债增长比例超过50%，已成为世界上仅次于委内瑞拉、墨西哥与阿根廷的第四大资本外逃国。
2005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据公安部统计，中国外逃的500多名经济犯罪嫌疑人涉案金额高达700亿元人民币。
2011年，央行网站发布《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报告中，提到中国社科院的研究：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000至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但目前被遣返并追回财产的只占很少比例。
尽管统计数据并不统一，但结果都不甚乐观。
而让舆论对腐败的全球化认知最为深刻的，则源于“裸官”现象。“裸官”一词，指的是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这一诞生于2008年的词汇一经问世，便迅速家喻户晓。
几乎毫无滞后，“裸官”现象迅速进入中国最高决策层的视野。2009年9月，中纪委十七届四次全会首次提出要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管理。
除此之外，腐败全球化还有一些其他的表现。如在境外的公司贿赂他国官员，对外投资的国有资产被转移，或将腐败所得通过国际洗钱以披上合法外衣，都是近年来新出现的腐败手段。
“这种跨国腐败必须要有反腐败的国际合作，靠一个国家孤掌难鸣。”任建明说。
现实呼唤反腐败的国际合作，但是，反腐国际合作的共识和推进并非一帆风顺。
“直到上世纪90 年代中期，腐败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都是一个禁忌，人们更多地把腐败当作一个政治问题，在国际上讨论一国的腐败被当成是干涉一国内政。这一时期，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领导人的呼吁改变了人们的看法：腐败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是一个影响人类发展的问题。”任建明说。
随后，越来越多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加入到讨论之中，国际合作的机制开始酝酿建立。“透明国际”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在以其为代表的国际机构的努力下，一些国际组织建立了区域性的反腐败合作框架。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出台，标志着反腐国际合作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