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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两拨移民潮以来,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三拨移民高潮在进入新世纪的十年中已成愈发汹涌之势,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移民国,海外侨胞数量超过4500万
新一轮移民潮涌现
中国的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成为新一轮移民的主力军,知识精英是否真的在集体“出逃”?而在中国人移居海外的现象背后,又反映了怎样的社会问题?
加拿大投资移民的资金将由80万加元涨至160万加元,澳大利亚对投资移民者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很多市民都想赶搭“涨价前”的末班车,最近办理加拿大投资移民的人数猛涨八九成。
随着两岸交流频繁,许多“台湾经验”在大陆复制,用观光名义到美国生个美国籍小孩就是其中之一,越来越多大陆准妈妈也投身于“生子游客”大军中,对于赴美产子之风盛行,美使馆发言人称,这并不犯法。
越来越多的精英、富商,通过留学、技术移民或投资移民等方式移居海外,他们带走了在中国国内赚取的大笔财富;转换国籍后,子女留在国外,富人回头继续把中国作为挣钱发财的主场。
在这一波移民热潮中,移民者大都是国内的社会精英或富人,他们的集体出走无疑是一笔难以估量的损失。由汹涌的移民潮造成的“智力外流”和“资金外流”已经引起了国内各界的高度关注。
第一次:出现在上世纪70年代,福建、广东一带的移民,出国劳务,为一份更高的薪酬。
第二次: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初,是获得海外长期居留权的华人,将大批亲属“过桥”到居留国。
第三次:不同于第一拨混杂偷渡客的底层劳工和第二拨国门初启之时的“洋插队”,新世纪移民潮的主力由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组成人新移民。国外的优势教育资源、技术资源、社会环境和制度环境是吸引他们的真正原因。
内地富人海外移民的主因,排在第一、二位的分别是子女教育和寻找安全感。第二个原因应令人反思国内的社会环境。一是国内的投资环境,离法治化和规范化还有不小距离,许多投资渠道限制民营资本进入。二是贫富差距拉大,导致中国社会对财富“原罪”的追问以及“仇富”心态也让富人们如坐针毡。
富豪们对社会治安与大众“仇富”心理心存忌惮,无不纷纷为自己安排好出路,而近年来“国进民退”以及金融危机使民营企业经营环境恶化,使国内富人们的神经紧张了起来。
中国人历来重视教育,据统计60%申请者把子女教育放在首位,移民子女可免费就读美国公立中小学,选择大学时比外国学生更易上美国名牌大学,学费也是按居民的标准。
除了美国相关移民政策等各种因素外,中国的高房价也为投资移民创造了条件,甚至有人提出了“居住在北京二环以内的北京人都具备投资移民美国的身价”的说法。
对“富二代”来说,移民的花费就像买一部跑车一样简单,很多民营企业的“富二代”,他们掌管企业后,有房有车,生活不愁,为了与圈内的朋友有共同的“话题”,也会申请投资移民,挂上国际身份。
投资移民:有一定资产,并具一定程度的工商业经营或管理经验的人士,以投资方式取得外国永久居留权。
技术移民:靠申请人的文化程度、职业技能、语言能力等方面的综合实力来申请移民。
商业移民:拥有雄厚资金、丰富经商经验及出色管理才能的人士,可以将大量资金和先进的管理技术带入移民国家。
海外生子:出生地原则,即只要是在当地出生的孩子,就拥有该国的国籍,不管其父母是不是该国公民。
经济高增长的中国,许多本土富人举家外迁,着实令人困惑。比起富人移民或财产转移本身,这种外移现象背后反映的深层次问题更值得深思。
防止精英及财富继续流失,首先应该弥补制度缺失,另外,必须更加谋求贫富阶层之间相互理解和良性共存。
中国发展的速度越快,整体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就在这形势一片大好的语境下,移民的精英反而越多了。追根溯源,中国中坚阶层的流失,显露出的是“软实力”的不足。中国要想留住精英人才,阻止中坚阶层的集体流失,必须改观孱弱的“软实力”,缔造一个成熟,包容,有向心力,凝聚力,吸引力的和谐社会。
近年来,中国陆续推行一系列吸引“海归”的优惠政策,引进并有重点地支持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产业、带动新兴学科的战略科学家和领军人才回国创业。除了政策的扶持、吸引外,把中国打造成更宜居的国家和真正和谐的社会,提高在教育、安全、环境和财产保护等方面的全球竞争力,是当务之急。
策划:魏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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