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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地方，压力的给予更加直接。一份在江苏省血液中心官方网站上的演示文稿强调要“对临床人员开展互助献血工作业绩考核与评价”，同时具体指出，“血液风湿科实行每周二大交班早会通报各医疗单元用血患者数和已互助献血人数，并通告是否达标”。该文稿的上传时间为2011年11月，但没有点出具体城市和医院名称。
江西省卫生厅2010年8月也曾下发文件，要求各级医疗单位“互助献血量不得低于本单位当月用血量的20%”。
某直辖市血液管理部门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向本报记者表示，伴随着血荒，互助献血已成为采供血机构的“救命稻草”。
据刘江介绍，2010年，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通过互助献血而来的血量为3000单位（每单位200毫升），到了2011年，这一数字上升到30000单位。
上海血液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上海市没有单独统计互助献血的相关数据。但根据上海一血站估算，目前互助献血而来的血量，占上海整体供血量的比例已接近15%。
广州血液中心主任付涌水则介绍，去年下半年以来，广州互助献血而来的血量占整体供血量10%左右。而对江苏的情况，梁文飚则拒绝透露具体数据，只是表示“比例非常大”。“我们工作人员看了都比较吃惊。”他说。
这是一个介于违规与不违规之间，暧昧不清的灰色地带
住院12天后，杨健明终于凑足了血量。他发动了所有人脉关系，又让朋友帮忙牵线搭桥，才在北京找到5个朋友和老乡，这些人为他献血1000毫升。另外一部分，杨健明自掏腰包，花了3000多元从“血头”处雇人献血，最终凑了2200毫升。大夫没再说什么，第二天就为他安排了手术。
与杨健明类似，陈丽君找遍了同学同事，一个朋友为她赶到血站献血，当天傍晚，孩子顺利输血。大夫告诉陈丽君，下次孩子要输血时，“提前3天准备互助献血”。“但我都不知道下次该找谁了。” 陈丽君说，在广州，一些与她相熟的地贫患儿父母已经开始求助“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