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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一位地方银监局人士看来,总量控制几乎形同失灵,去年下半年开始,融资平台的表外融资通道诸如信托、票据、委托贷款等已经打开,“总量约束仅仅是指贷款总量,诸如信托等表外融资并没有涵盖进来。”
第二,尚福林强调了平台贷款整改中的“合规性”问题。他指出,部分银行在未对不合格平台采取增补抵押担保、修正还款方式、补充资本金等措施进行规范整改的情况下,即违规做出退出平台管理、修订贷款合同或允许收回再贷等处置。
以应收账款回收为例,一些平台类企业发债时,出于降低融资成本的考虑,会采取一些增信方式提升债项信用等级,应收账款质押是常见的一种形式。然而,今年以来,包括长春城市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广西钦州开发投资集团、辽宁盘锦建设投资等多家城投债发行企业仍然爆出偿债保障上的漏洞。
中诚信国际内部人士告诉记者,应收账款质押这种增级方式,在实际操作中问题集中在两个方向:一是地方政府或有关单位未按应收账款质押协议的约定及时付款;二是未按照应收账款质押和监管协议的约定支付至指定的监管账户。
第三,尽管12号文早在一季度下发,但信贷分类管理政策尚未落实到位,部分银行违背自身年初的信贷分类政策,对“压缩类”平台新发放贷款。
“即便是上市银行,压缩类平台占比也达到20%-30%。”一股份行风险管理部负责人向记者表示,不让新增确实压力很大。
此外,尚福林指出,平台贷的另两大问题分别是:部分地方政府债务信息不够透明,且存在多头融资问题,银行难以估算地方政府可承受债务规模上限,不利于有效管理平台贷款余额;投资冲动下,部分省市出现新设融资平台增多的倾向,这加大了平台贷款的风险隐患。
“新增融资平台主要为区县级,集中于土地储备和城市建设投资领域。”上述监管人士指出。
地方版“四万亿”难成行
针对上述五大问题,监管机构重申要严格执行信贷分类结果。“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压缩类"平台新放贷款、向"维持类"平台新增贷款。”
这恰是地方版“四万亿”雷声大、雨点小的真正制约所在。换句话说,GDP政绩考核之下,地方政府虽有勃然的投资冲动,但面对高达10.7万亿的地方债务以及即将到来的偿债高峰期,其融资能力和投资能力无法与2008年“四万亿”出台时同日而语。
“融资能力限制地方政府大规模投资。”据广发证券测算,2009年四万亿投资中政府财政直接投入资金相对有限,主要通过银行信贷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筹资,当年有效社会融资总量约占2008年GDP18.8%。按照现有数据估计,2012年社会融资总量比2011年净增约1万-1.5万亿,大约相当于2011年名义GDP的3.6%,显著低于2009年的刺激效应。
对于商业银行而言,惜贷已经成为对抗经济周期下滑、不良贷款反弹的自然行为。而今年以来,波动巨大、增长疲软的存款更加剧了这种情绪。
本报记者掌握的数据显示,8月前两周,四大行存款(含同业存款)较月初下降约4000亿,难改其“时点”波动的规律。
在中金公司看来,四大行惜贷除了信贷有效需求不足外,连续降息后贷款收益率下滑,而存款成本高企,中长期基建项目贷款的收益率水平难以达到内部考核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