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主要任务及路线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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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强利率调控机制建设
利率全面市场化的可行性主要是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在间接调控下有效传导的可行性，而后者的关键问题是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能否与央行间接调控方式相协调的问题。在利率“双规”制下，目前人民银行实行二元化的利率调控模式，利率调控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一是中央银行利率调控框架尚未完全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政策目标利率选择等一系列重要制度安排仍需进行长时间的探索。二是利率传导机制不畅通。公开市场操作、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对于金融市场利率具有较强的引导作用，但金融市场利率对存贷款利率的引导作用有限，两者“双轨”运行、相对分离。三是利率政策的制定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通过利率改变存款人、企业和银行的收入分配格局，调整不够灵活，决策过程长、程序复杂，造成居民储蓄、消费、投资对利率调整的敏感度低。
此外，央行还需要建立一套引导、影响利率总水平和利率结构的货币政策操作体系，以便在利率完全市场化的环境下，通过货币政策操作来传达央行的意图、通过利率总水平的变化来影响总需求、通过利率结构（包括期限结构和风险结构）来引导社会资金的结构。
二、未来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路线设计
未来利率市场化改革要根据基础条件的成熟度、改革风险的预判以及外部环境带来的时间窗口来综合判断进一步推进的时机。但任何改革的推进都不可能完全具备相关条件，为等待基础条件成熟而对改革不断拖延只会使改革带来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并累积，损失和浪费改革的机会。为此，需要坚定目标、合理安排改革路线、找准时机、创造条件、积极稳妥地有序向前推进。
1.审慎推进人民币存款利率市场化，用5年时间实现完全放开
存款利率市场化由于其牵涉面广，敏感性强，需采取审慎的态度。根据国际经验，存款利率放开需要宏观环境、市场主体、市场规则、市场基准、市场监管等的前提条件。如果前提条件尚不具备就开始大踏步推进改革，可能会给整个金融体系带来较大的冲击。因此，存款利率市场化需采取逐步推进的方式，充分考虑基础条件的成熟度与改革风险，用5年的时间渐次放开存款利率上浮区间，直至实现完全的市场化。具体可通过扩大存款利率上浮动区间及简化利率档次的“存量改革”和促进银行理财等存款替代性金融产品发展等“增量改革”相结合的方式来推进。
（1）“先长期、后短期，先大额、后小额”分阶段推进。可考虑分四步走：第一步，先对大额定期存款逐步放宽上浮区间；第二步，逐步下调大额定期存款起存标准，逐渐扩大由商业银行自主定价的定期存款的比重；第三步，适时取消所有定期存款利率管制，完全实现定期存款利率的市场化；第四步，取消活期存款利率管制，实现存款利率完全市场化。在各阶段推进时，央行需要留有足够的培育期与观察期。下一步的推进要在上一步改革持续了一定时期的成功实际运行后再进行。
（2）“先试点，再推进”。可选择几家试点银行先进行存款利率市场化试点，观察效果，进行评估和总结，再向前推进。试点银行应选择有硬约束的金融机构，市场化程度较高、公司治理结构完善、产权约束强的股份制银行是首选，也可选择在经济发达地区经营水平较高、管理素质较强的城市商业银行业。
（3）引入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作为突破口。根据美国、日本等国的经验，存款利率市场化的突破口是引入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CDs）。我国自上世纪8、90年代即引入了CDs，但1997年因各种原因被叫停。未来可选择适时重启CDs。可先对最小额度、期限、利率浮动范围等做出明确规定，此后逐步放开对额度、期限和浮动空间的限制，最终实现CDs的利率完全市场化。
2.构建完善的基准利率体系
我国金融市场基准利率体系的构建需要：一是规范和完善Shibor 形成机制，成熟和巩固其基准利率地位。二是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构建完整的无风险基准利率。财政部在发行国债时，应充分考虑金融市场发展的需要，保证关键期限国债的全覆盖和足量、均衡、滚动发行。金融市场主管部门需完善市场运行规则，明确规定哪些期限为收益率曲线的关键期限、关键期限收益率的指导性算法、标准化做市商的关键期限报价合约等，引导政策金融债、地方债和企业债券的利率定价与国债收益率挂钩，提高国债收益率在长期资金市场的影响力。三是构建各类型收益率曲线，丰富基准利率体系。鉴于我国银行间市场发行量、托管量和交易量均占有绝大比重的现实，应着力在银行间市场构建涵盖无风险国债、央行票据、政策性金融债、一般金融债以及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长、中、短各个期限品种基准利率的各类型收益率曲线。四是可考虑引入最优惠利率(Prim Rate)报价机制，形成市场化的贷款定价利率基准。最优惠利率报价机制以美国最具代表性。美联储要求各主要商业银行（资产规模排名前25名）定期报送其给予最高信用等级客户短期贷款的最优惠利率，并将这些数据汇总，最后将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利率值作为最优惠利率及时向外界公布。
3.确立中央银行政策目标利率，构建利率调控的基本框架
（1）以Shibor作为利率调控的政策目标利率。各国央行选取的政策目标利率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的再融资（包括再贷款、再贴现、再回购）利率，如欧洲中央银行的再贷款利率、英国中央银行再回购利率。这一类基准利率由中央银行直接确定。另一类为同业拆借利率，如美国的联邦基金利率、日本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加拿大隔夜拆借利率、澳大利亚隔夜现金目标利率、韩国中央银行隔夜目标利率。这一类利率是由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政策工具进行调控来达到目标水平。
国际上采用同业拆借利率作为政策目标利率的中央银行较多。同业拆借利率具有市场化程度高，对货币资金供求状况的反应敏感的特点，有利于货币市场的众多参与者能够迅速接受到市场信息并作出及时反应，进而影响债券市场利率和存贷款市场利率。因此，人民银行一直致力培育的Shibor可以选作未来利率调控的政策目标利率。
（2）建立政策目标利率向市场利率的传导机制。具体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推动市场化金融产品定价与Shibor 挂钩， Shibor先与短期市场产品定价挂钩，再与中长期市场产品定价挂钩。第二阶段，在Shibor逐步完善的基础上，将人民币存贷款利率与Shibor挂钩。该阶段的顺利推进需要一些前提条件, 包括比较发达的金融市场、公司治理结构完善的市场主体、健全的法律制度和市场监管制度等。可先简化人民币存款利率期限档次，对管制利率实现由长期到短期的逐步放松，再将Shibor与放开的存款利率挂钩。第三阶段，以Shibor为政策目标利率，将其作为央行实施货币政策的信号源和参照系，实现货币政策由数量调控转向价格调控。
（3）逐步完善中央银行利率调控的基本框架。实现货币政策调控方式由数量型调控向价格型调控的转变，需要建立和完善能够根据货币政策调控要求及市场利率变化情况进行动态调整的中央银行利率调控框架。中央银行利率调控的基本框架包括政策目标利率和运用公开市场操作等货币政策工具调控政策目标利率两部分。该利率调控框架可以分三步实现：一是宽区间调控，即通过采取公布较宽的政策目标利率波动区间的方式进行利率调控；二是窄区间调控，即通过逐步收窄政策目标利率的波动区间来进行利率调控；三是最终形成（类似于美联储）单一目标利率值调控，即由中央银行定期公布操作目标利率的加减点（或升降）幅度，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货币政策工具调控来实现操作目标利率加减点（或升降）目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