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锋：中国文化产业博弈新自由主义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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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自由主义思潮对于文化产业：以商业意识终结意识形态；中国文化产业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新自由主义思潮通过媒体和主流学术界向世人灌输这样的观念：冷战结束了，意识形态也终结了，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只有经济、金钱、自由市场主宰和塑造世界。事实恰恰相反，在全球化时代，意识形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影响。从盛行的语词来看，或许可以使用一个新的概念来谈意识形态，如价值体系，文明体系等等，但它们都不能确指意义的生产、价值的生产中所传递的代表特定社会集团利益与价值取向的观念。文化产业是意义生产行业，在将它的产品提供给人们消费时，通过其中文化价值的张扬，无形中也在传播一种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价值观。因此，文化产业及其发展必然存有各种意识形态及其斗争。新自由主义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代表着国际资产阶级改良资本主义、建设全球资本主义的文化权力。比如其经济举措核心是私有化，亦即所谓“产权改革”，实为一种财产权力的再分配，目的和结果都是使它更加集中于垄断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宣扬“小政府”、“减少政府干预”和“市场自由”、“贸易自由”一类信条，摧毁第三世界最后的自卫权利和防线，而西方核心国家自己却反其道而行之，不惜裸露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权本质。
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意识形态功能同样潜伏在现代文化产业中，通过文化产业的运行及其产品消费得以推向全球。美国学者罗伯特·麦克切斯尼指出，没有一个全球性的商业传媒体系来促进全球市场的发展、刺激消费者的价值观，就不可能实现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实施新自由主义文化政策的旨意，就是解除他者对商业传媒和信息市场的管理，而任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商业传媒体系操纵文化产业，使他们的商业公司将其文化产品顺畅地向全世界传输，挤占全球文化经济市场。
新自由主义在表面上则宣扬，在一个典型的民主体制社会里，商业占主导的模式将是最行之有效的。而此种社会必须是政治体制相对薄弱、各阶层特别是穷人和工人阶级非政治化程度要高、社会氛围要非政治化，这都依靠商业性文化产业的商业意识来营造和渲染。新自由主义凭借对文化产业的商业意识化改造，终结他者的意识形态，实为一种大隐于市而又堂而皇之的意识形态。
反过来看，中国要发展健康的文化产业必须把文化产业摆脱新自由主义彻底商业化意识，不仅要增强文化产业的经济职能，更要强化文化产业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职能。也就是说，在全球化进程中，抵制新自由主义推行的强权经济和强权文化，既要发展壮大民族经济实力，更要激扬振奋民族文化精神。
四、新自由主义思潮对于文化产业：以市场机制解构体制管理；中国文化产业促进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
文化产业的兴起和发展，需要成熟的市场机制，更需要对之实施管理和控制。在市场条件下，一般的文化产品都可能成为具有商业价值的商品；而在此前提下，所有文化产品又都具有主导性的文化价值。从文化商品来看，其潜在价值能否转化为合理的交换价值，取决于它能否以独一无二的形式和内容，以独特的生命体验和生命感动方式，揭示人类发展的共通性，以及它对这种共通性和人类命运的关注。因此，文化商品的价值实现首先取决于其个性与社会性的把握。在这一意义上，文化商品的价值与交换价值关系域中包含着更为抽象的人类一般劳动度量中轴。承认这一点，是承认文化市场经济中文化商品和服务交换价值的现实性与合理性的前提。
然而，文化价值毕竟往往要依靠人们主观判定和协商。文化商品的文化价值确定在较大程度取决于消费者精神消费、心理渴望和期待满足的需要。与一般商品大为不同，文化商品价值实现有重要的心理学基础。在市场机制中，文化产品的生产将以满足消费主体精神上的文化需要，为其提供满意的文化服务为目的。因此，对于文化产业及其产品在市场中的运营，必须辅以正确的引导。只有建立起有效监控的市场机制，才能使得文化产业真正发挥其积极功能与效应。
但是，新自由主义思潮标榜“四化”——绝对自由化、全面私有化、全面市场化、全球一体化，反对政府宏观的市场监督与控制。新自由主义认为，个人自由是自由市场制度存在的基础，社会财富的增加源于自由人的经济活动，国家不应该进行干预。这种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自由市场制度，是效率最高的，因而也是最好的制度。国家采取的任何干预经济的政策和措施，归根到底徒劳无益。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国家不干预经济是对经济最好的管理。要使经济保持稳定，唯一有效的办法是国家听任经济自然发展。
这种解构经济管理职能的新自由主义神话，在经济世界里早已经证明是一种乌托邦。新自由主义的逻辑推延至意义生产的文化产业领域，以“市场统治一切”的自由化逻辑解构对于文化产业发展的管理、干预、控制，放任任何价值观念的自发流行，任凭任何产业实体自由竞争，违背了文化产业必须以传播先进文化为首要宗旨，其危险和有害性显而易见。因此，中国要想使文化产业健康发展必须抵制新自由主义思潮，进一步完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陈锋 中国文化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