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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球跨境资本流动的短期趋势分析
数据显示，2011年5月，中国银行体系的外汇占款规模达到3764亿人民币。尽管同月中国货物贸易顺差创出年内新高（130亿美元），实际利用FDI规模也环比略有上升（92亿美元），但用“月度外汇占款增量-月度货物贸易顺差-月度实际利用FDI”的高频方法估计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入依然高达358亿美元，显著高于4月份的279亿美元，这说明我国短期资本流动的压力并未减弱。
展望未来的跨境资本压力状况，资本流入中国的压力还将持续:
一是由于结构性因素和国际分工原因，我国仍将实现一定规模的外贸进出口顺差；
二是从经济增长前景来看，美国经济增长乏力，季度增长恐怕会在2.5%上下徘徊，欧元区今年GDP增长率约在1.5%左右，而尽管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但投资的驱动仍可能使中国GDP增速保持在9%左右。迥异的经济增长前景最终会导致各国资产价格运动的差异，中国仍将成为经济增长前景驱动的国际资本流向的主要目的地；
三是由于主要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市场美元流动性较多且利率较低，这将继续刺激我国企业负债美元化的套利交易；
四是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不断推进，境内机构和个人对汇率、利率等价格信号日益敏感。在当前人民币升值预期和本外币正利差的情况下，市场主体资产本币化、负债外币化的倾向增强。由于我国企业普遍股本少、负债率高，企业更多呈现负债外币化趋势，往往以外汇融资等方式支付进口，替代购汇。国内商业银行也在自身利益驱动下，通过减持境外资产、增加境内外汇贷款，满足企业外币融资需求，加大跨境资金流入压力。因此，中国还将承受短期资本过度流入的压力。
四、致力于内部经济平衡应对跨境资本流动的新框架
那么，如何真正有效的应对和管理跨境资本流动考验着决策者，就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趋势而言，跨境资本流入的压力还将长期持续，短期内，实施对资本流入监管是相对有效的，但这只能是临时性的，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提高，资本管制的效率整体上呈递减态势，这种资本流动管制的成本也会越来越大，长期看，还在于纠正以内部失衡调整为着眼点的经济均衡发展，中国需要新的平衡办法管理跨境资本流动。
（1）提高消费率关键在于优化收入与利益分配结构。“十二五”时期要按照富民优先发展的基本思路，不仅要要调整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加大国民收入向个人倾斜的政策力度，还要调整资本要素所得和劳动要素所得之间的比例关系，完善按要素分配的收益分配制度，这是内需强大的要素基础。
（2）未来必须通过要素价格的逐步市场化定价，使劳动力成本与资源、环境成本真实反应到出口企业的生产成本中，从而使企业盈余向劳动等要素转移，扭转中国“低要素、低成本、高回报”的全球价值洼地的不平衡格局。要通过要素价格的逐步出现市场化定价，使劳动力成本与资源、环境成本真实反应到出口企业的生产成本中，从而使企业盈余向劳动等要素转移。与此同时，要进一步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加速人力资本形成、技术进步以及制度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溢出作用，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3）应该加快人民币利率市场化。在我国现阶段，央行直接决定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基准利率，处于利率管制的状态，这既不利于各类金融资产的准确定价，也使得货币市场和信贷市场、资本市场之间的利率转导机制受阻，使整个经济金融体系缺乏弹性和韧性，利率指导资源配置的信号失灵。
（4）由于当前我国资本项目下还是管制的，因此跨境资本流动很大一部分是通过贸易项下流动的，因此，要进一步推进推动贸易平衡战略的实施，从源头上切断跨境资本通过外汇占款渠道与货币供给的连带关系。
（5）支持中国资本“走出去”，特别是产业资本走出去。中国应该积极实施资本辐射战略，这不仅仅是缓解外汇储备压力等宏观经济压力，是破除中国在全球贸易分工体系与金融分工体系中处于劣势的关键抉择，更是提高资本投入产出效率，推进经济增长向集约化转型的必由之路。应该采用战略联盟策略进行国际合作加速融入全球产业链，促进产业升级和企业转型。可以根据企业的资源、能力和需求，选择供应链联盟、生产联盟、技术研发联盟等不同结盟形式。战略联盟不但可以创造规模经济，产生协同效应，有效降低成本，还可以克服产业壁垒，通过企业间的联盟合作进人新市场，获得新技术，同时形成以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联合的纽带，推进那些“高技术”、“快增长”、“强扩张”的新兴企业国际创业。（张茉楠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