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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资本流动的成因不仅是周期性因素决定的，更是由结构性因素决定的，全球分工体系、跨境资本红利以及经济发展的内外失衡是资本流动的长期驱动力，因此，长期看，应对全球资本流动还在于纠正以内部失衡调整为着眼点的经济均衡发展。
一、大规模跨境资本流入新兴经济体成为新常态
统计数据显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全球GDP增速3.5%左右，国际贸易增长平均增长6.8%左右，但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速度达到了14%左右，大约是全球贸易的两倍、全球生产的四倍，这表明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趋势大大增强资本扩张的步伐明显加快。
过去二十多年里新兴市场国家经历了两次大规模资本流入。一次是上世纪90年代初，另一次是本世纪初直到金融危机爆发终止。而今新兴经济体面临全球第三次大规模资本流入。金融危机以来，在欧美国家利率几乎是零利率水平的大背景下，套利空间长期存在使得新兴市场国家持续面临资本流入的压力。IMF研究发现，与前两轮“资本流入潮”相比，本次危机后的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入有了明显变化。在构成上，第一轮中，外国直接投资占最大比重，第二轮以银行信贷为主，现在流入新兴经济体的金融性投资资产组合更多，同时流动流动的速度更快、规模更大，持续时间也更长。
金融危机以后的三年间，跨境资本向新兴市场国家的流入已积累了巨大规模。国际金融协会（IIF）最新报告，2010年流入新兴经济体的私人资本为9900亿美元，比2009年高出54%；预计，2011年全球资本将有10410亿美元流向新兴经济体，其中中国约占新兴经济体吸引资本总量的四分之一。相比其他新兴经济体，中国一直是国际私人资本最大的目的地，预计2010年到2012年私营资本净流入在2500亿美元上下，是巴西的近两倍，是印度的近3倍，中国正面临非常大的资本流入压力。
二、全球大规模跨境资本流动根植于全球经济失衡
事实上，全球失衡一直是影响国家经济结构以及全球资金流向的关键驱动力，就是因为发展的不平衡，资本的逐利性才驱动资本由利润率低流向利润率高的“价值洼地”。从全球贸易分工循环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正赶上了全球产业与贸易分工体系重组的浪潮。欧美发达国家将传统的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中的生产制造环节，甚至部分低端服务业大规模向外转移，相应的国际产业和资本大量向我国转移。
利润驱动是资本输出的共有动机。中国价值洼地吸引国际资本长期流入的巨大磁场效应主要体现在高收益、低成本两方面。从长期的资本回报看，全球跨境资本红利得益于两大价格体系失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巨大的生产要素价格差也被金融资本视为红利。由资本追逐利润的强烈动机所驱动，包括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在内的国际资本开始向发展中国家大规模流动。从资本回报率分析，国际资本偏好于新兴的制造业大国或资源出口类国家，中国以其低劳动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环境成本和较好的产业配套体系克服了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使得中国成为全球的价值洼地。数据显示，1998年到2008年的10年间，我国工业企业利润平均增长30.5%，劳动力报酬年均仅增长9.9%，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远远低于资本回报率增长，这是吸引跨境资本长期持续流入的重要原因。
从生产要素成本来看，中国一直在经历着要素价格扭曲并承担着相应的成本。30年来，我国长期处于低要素价格状态，包括低土地成本、低环保成本、低资金成本，这是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入的一个重要条件。多年来，为了招商引资，许多地方政府以几乎零租金的价格向外商提供土地，这意味着外国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是在土地资源价格存在大量扭曲的情况下发生的，而正是这种扭曲在某些行业和地区造成了外商直接投资的超常流入，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以低价的中国制造出口全球，并通过贸易顺差回流境内的格局。
从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角度看，投资依赖型经济发展模式是吸引大规模资本长驱直入的根本原因。数据显示，从2001到2009年,国内投资率由36.5%上升到47.7%，消费率却由61.4%下降到48%，其中居民消费率由45.3%下降到35.1%。目前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目前低收入国家居民消费率平均达到75%，高收入国家达到62%，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57.5%,全球平均为61.5%，中国为35%左右，明显偏低。而另一方面，我国的储蓄率持续上升，由2002年的40.4%迅速提高为2008年的51.4%，2009年尽管略有下降，但也达到49%，占2009年全球储蓄的28%，居于世界首位。国内储蓄与国内投资的缺口越来越大，资本形成对国际资本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国际资本流入呈长期快速上升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