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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来，全球经济最大的格局之变就是日益广泛的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体系的不断深化。长期横亘在南、北国家之间的经济藩篱终于被打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巨大的生产要素价格差也被金融资本视为红利。由资本追逐利润的强烈动机所驱动，包括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在内的国际资本开始向发展中国家大规模流动（在过去20年里，全球GDP年均增长了3.5%，国际贸易年平均增长7%，而国际资本的流动增长是14%），这也就是为什么全球资本流动的格局和规律，与全球经济分工不断深化下贸易的大趋势达到如此惊人的契合。
第一，全球化红利得益于两大价格体系失衡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一个国家想要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实现经济繁荣，需要构建一个价格体系——它必须能体现出各生产要素所做贡献的相对剩余状况。然而，当代发达国家进入了长期的快速工业化过程，并且展开了水平分工体系，也同时形成了发达国家之间的价格体系，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工业基础相对落后，只能与发达国家展开水平垂直分工，即主要以初级产品与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交换，由此不断拉开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
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体系趋于融合，市场的力量必然会对这种极不正常的扭曲情况进行校正，其基本方向就是通过资本与贸易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在发展中国家外部创造了一个不断增长的巨大需求，不断拉升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共同推动了货币渠道与商品渠道的通货膨胀。特别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格体系中缺乏定价权，“进口高价格，出口低价格”。中国等国虽然对世界大宗原材料贸易形成强大的需求拉动，却没有掌握大宗原材料市场竞争的“主导权”，全球价格体系话语权的缺失使资源定价权由资源生产国转移到资源消费国。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在多种大宗商品上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不断提高，这被世界市场冠称为“中国因素”。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资源性大宗商品进口国，目前我国是全球铁矿石、铜、天然橡胶和大豆的最大进口国，是原油的第二大进口国，同时也是棉花、玉米、小麦、氧化铝、镍等大宗商品的重要进口国。其中，对原油、铁矿石、氧化铝、天然橡胶和镍的进口依存度在40%～60%之间。尤其是近年来，由于国际市场能源、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中国付出了更多的外汇用于进口资源能源类大宗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