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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粮价飙升背后的金融资本逻辑
粮食本来是必需品但在全球资本大鳄的眼中却成了资本逐利的投资品和资本品。粮食怎么会成为投资品,这恐怕与作为全球财富标志的美元已经不再一种硬通货有关。财富标志由两个要素构成,一是它是财富的最终归属;二是它和世界公认的有效结算、支付手段直接挂钩。过去我们都把美元叫硬通货,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和黄金挂钩,并成为世界性结算货币,这意味着他们互为财富标志。2002年以来,美元江河日下,进入战略性贬值周期,美元作为全球信用基础的根基正在发生严重的动摇,而资本总是要依附于一个财富标志物上的,美元的财富标志地位发生动摇,谁来担当这个角色呢?这样一来人们就会寻找新的投资产品,以保证财富不被湮灭。粮食、石油、贵金属等初级产品便是财富标志新的目标。
本世纪初,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迅猛发展,粮食市场与货币市场、外汇市场、期货市场、衍生品市场的联动成为复合的金融体系,扩大了传统金融市场的外延和内涵,形成了粮食“金融化”趋势。粮食某种程度上已经实现了从商品属性向商品属性和金融属性双重并重的转换,粮食安全本质上已转变为“贸易—金融”型的“价格安全”模式。特别是在全球量化宽松时代,粮食等的金融属性表现得更加突出,粮食作为“白金”已经成为继主权货币、黑金(石油)等新的泛货币化的价值符号,粮价基本不是由供求所决定而是由资本和货币所决定。特别是全球极度泛滥的货币给粮价泡沫提供了温床。以M2口径衡量,2000年,发达国家M2为4.5万亿美元,2008年升至9万亿美元,而今发达国家M2已升至10万亿美元,全球流动性甚至超过危机前的水平,金融资本正成为粮价飙升的重要推手。
(三)高油价对粮价的传导效应越来越明显
当前,利比亚局势升级导致国际油价加速上行。对新兴市场而言,油价飙升可能快速推升食品价格,导致硬着陆风险提前到来。新兴市场CPI构成中,有30%-50%与能源和食品价格相关。从油价飙升到食品价格快速上扬,主要有两个传导机制:一是食品生产依赖于诸多能源密集型的投入,两者价格传导时间不超过两个月;二是石油价格上升可能导致以玉米制造生物乙醇与生物燃料的需求上涨,从而减少粮食与饲料的供应,普遍推升农产品价格,因此,未来高油价导致高粮价的效应还将进一步显现。
就我国情况而言,国内成品油进入涨价的上升通道,农产品的上涨在所难免,因为国内粮食的生产成本与油价密切相关,成品油的上调是因为石油价格的上涨所致,而粮食的生产过程需要化肥、农药、塑料膜等农资都是石油的衍生品。据相关资料统计,2009 年我国主要产品仅机械作业费和化肥费用就占了粮食成本的30%以上,这两项费用占比重则更大。所以国际原油价格的高位运行,传导至国内成品油跟涨,会导致粮食生产成本提高,国内农产品价格的持续走高肯定会带动CPI 的攀升,将会造成国内通货膨胀率越来越大。
三、粮食安全问题国家须有整体战略布局
全球粮食危机给中国敲响了警钟,中国如何增强国际粮食定价权?中国需要怎样的粮食安全战略?等一系列问题都必须有更长远的思考。今后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人口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粮食消费需求刚性增长;另一方面,耕地减少、水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等对粮食生产发展的约束日益突出,中国的粮食供需将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从外部情况看,在国际资本掌控全球市场的格局下,我国的粮食产业还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低端制造,靠天吃饭”,粮食生产极易受制于天灾和人为的掌控,不仅无话语权和定价权,产业命脉甚至还被外国资本所控制,中国粮食安全岌岌可危。
中国必须将粮食安全与粮食金融上升为国家战略高度,将粮食产业作为粮食工业去发展,在粮食产、供、销重要领域和环节完善产业链,着手培育现代化、资本化、金融化的粮食龙头企业,完成全局性的关键布点和掌控能力,让政府在粮食危机最关键的时候,具有一定的调控能力。为此,中国也应该建立有关粮食金融政策、建立粮食产业发展基金、成立粮食投资和粮食储备银行,推进粮食贸易融资、大力发展自己的粮食期货/期权市场,加强国际粮食产业的发展与协作等,真正增强中国在国际粮食市场的金融定价权和话语权。(张茉楠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