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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部官员谈核：安全是利益和代价之间的平衡
关键词： 核与辐射 马尼拉海沟 环保部 洋脊 1975年 安全监管 安全水平 安全文化 预测 发展核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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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进行风险控制？
汤搏：首先，我们如何定义安全？生活中处处有风险，比如交通事故、医疗事故、食品中毒、谋杀、火灾等，所有的这些事情构成了人在社会上的总风险。去年我们进行核安全检查的时候，中国地震局有一个专家说，人类要学会与风险共存。我再把这个观点发展一下，就是人类必须与风险共存。这是个世界观问题。从科学的角度讲，不可能消除风险，只能控制风险，把它控制在一个可以接受的水平。对于安全，我给过一个定义，它是利益和代价之间的平衡。就是它带给人的意义足够大，同时带给你的代价可承受。对于核电来说，也是这个问题：它带给我们的利益有多大，代价能不能承受。
中国新闻周刊：那它带给我们的利益有多大，代价又有多大呢？
汤搏：核电对于中国来说，是发展中必然的一个选择。中国要发展，能源消耗不断增加，而如何满足这种需求，无非有几种选择：火电、水电和可再生能源。你知道中国去年煤炭的总的消耗量是多少？已经超过了30亿吨了。它还带来了运输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安全问题也不少；水电的蕴藏能力有限；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又不能在短时期内作为骨干。那中国巨大的能源需求靠什么？核电是不多的选择之一。
有大量的科学数据表明，在能源领域中，核电的风险应该是最低，或者是最低的之一。所以，从利益与风险比较的角度看，核电应该是一个较好的选择。
中国新闻周刊：但公众似乎倾向于认为，核电是一个风险很大的行业。另外，美国在1979年三里岛核事故后，也有30多年没有发展核电。
汤搏：安全包括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我刚才说的是客观因素，是由数据支撑的。但核安全还有主观因素，即人的社会心理因素。比如说有很多数据表明航空运输比公路运输、铁路运输安全程度更高，但很多人还是怕坐飞机，却不怕坐火车。这是人们的一个心理特点：人们对一次性造成重大伤害的事情，印象特别深，而对于短时后果并不严重，但累积效果很大的事件，不太去关注。而核电恰恰属于前者。当然，核电也有一旦出现重大事故可能产生长远影响等复杂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对待。
美国三里岛事故后30多年没有发展核电，主要跟它的需求有关。美国从来没有对核电有刚性需求，上世纪50年代发展核电的目的，主要是从防止核扩散等政治角度考虑。另外，从1974、1975年开始，核电在美国已经没有竞争力了。它放弃核电，主要还是从经济方面考虑。
中国新闻周刊：那在核安全这个问题上，是对公众的教育重要呢，还是技术的提高重要？
汤搏：这两者都很重要。核能界不断提高安全水平是安全文化的要求。而公众需要接受的一个观念是：无论技术怎样升级，都不可能做到绝对安全。并且，无止境地提高核电的安全系数，对提高整个社会的安全水平未必能起到关键作用。因为根据木桶理论，整个社会的安全水平，不取决于最长的一块木板，而取决于最短的一块木板。而核电可能是这个社会最长的一块木板之一。
中国新闻周刊：大部分人关注核电，并不是说要废除核电，而是关注它的发展速度。这需要技术和管理的支撑。在安全的技术方面，中国现在处于什么水平？
汤搏：前几年，中国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标准，制定了一个文件，不是法规，而是法规下面的一个导则，其中规定：运行核电厂每堆年的堆芯融化概率和放射性大规模释放的概率，应该低于10的负四次方和负五次方；新建核电站要低于10的负五次方和负六次方。
但这两个值不是放在法规里，也就是说，不是简单地拿这两个值衡量，它只是个指导值。我们给核电厂发放许可证，也不完全依赖它，还需要审查大量的具体设计等方面，我们叫“确定论安全要求”。从全世界范围看，没有国家把这两个值放在法规里，都放在技术性文件里，或者政策性文件里。
中国新闻周刊：还有一个管理的问题。从技术这块来说，有时候我们觉得10的负五次方和负六次方已经很安全了，但是这个东西毕竟还需要人来操作。也有人把这个问题和核电的发展速度联系起来。
汤搏：现在对这个问题争论得比较厉害。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需要很严肃地论证。比如说我们核电现在究竟需要多少人才？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现在的培养速度是什么样？我们现在设备制造能力怎么样？我的安装能力怎么样？管理水平怎么样？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不是你站在外面，没有做认真细致的调查评估工作，说一句“大跃进”就能解决的。我本人没有做过调查，所以对核电发展速度也没有发言权。★
(本刊记者 韩永 实习生马爱利对本文 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