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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关停1年 仅1成学生入公立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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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京回老家留守
父母担心“那车那路”
记者调查中，近三分之一孩子选择回老家读书。
家长选择送孩子回家的理由不尽相同：无法进入公办校，附近再无可选择的打工子弟学校；“孩子眼睁睁看着学校被拆，不想让他看第二次”；反复思量觉得家乡的教育条件会稍微好一点，“干脆早点送走”……
“但凡有一点办法，也想让孩子留在身边。”戎玉文今年35岁，是两个不到10岁孩子的母亲。去年8月，两个孩子所在的海淀红星小学被拆，“哥俩儿吵着要去废墟里捡书包”。
戎玉文把经营的早餐摊儿丢给丈夫，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几乎问遍了周围所有的公立学校，“多交点钱也成，嫌孩子基础差留级也成，只要肯收，怎么都成。”
但是办不齐“五证”（在京务工人员若想让孩子在北京上学，需提供户籍、暂住证、原籍地没有监护条件证明、在京实际居所证明、工作证），进不了公办校，两个孩子被送回陕西蒲城老家读小学。
一年中，戎玉文只在春节回家时见过孩子一面，更加重了她的焦虑。
小学离家十几公里，同村二十几个孩子挤在一辆拖拉机后斗里，由老乡轮流接送。
电视里报道多地校车安全事故，戎玉文经常哭出声，“那些孩子的校车还是汽车，我们老家那车，那路……”
和戎玉文一样，秦同民也把孩子送回张家口老家。除了担心外，他更气愤。
“孩子交了一万五千元‘捐款’才能进入当地学校就读。”用秦同民的话说，当地学校人员“说话带刺”，“你们去北京风光，孩子回来读书也不能那么容易”。
记者调查的165名返乡读书的打工子弟中，20多名学生家长表示，孩子重回原籍学校上学需交赞助费、借读费等。
“在北京待不下去，回老家还受刁难，我们招谁惹谁了。”秦同民抱怨。
再进打工子弟校
“还在原地打转儿”
9岁的王豫是海淀红星小学的学生。学校被拆后，父母没有办齐“五证”，也面临是否回河南老家的选择。“不忍心这么小的孩子留守在家。”王豫的父亲王耀辉说。
最终，王耀辉把女儿送到了海淀小营村的新希望学校——和原来的红星小学一样，新希望也是一所“未获审批”的打工子弟学校。
“还是在原地打转儿。”王耀辉很无奈，只是换了个学校，“一切都没变化。”
无奈的是大多数。去年报道中，王豫所在的红星小学的1400余名学生，只有70多名孩子的家长办齐了“五证”，进入公办学校。
“最终‘大头儿’还是都到了我们这儿。”海淀小营新希望学校校长肖海腾掰着手指说，拆迁来得太急，“根本没有现成的分流方案。”当时乡镇政府人员天天找肖海腾“一定要尽可能多安置些。”
肖海腾本身也是被拆迁者，他的海淀马家沟新希望学校也在关停名单中，为配合政府工作，他腾退小营新希望学校部分原本外租的房子，改造成校舍，接收了700多名学生。
事实上，海淀小营新希望学校也是一所“未获审批”的打工子弟学校，从原本学生不到700人，一下子增加到近1500人，“拆了两所（红星小学和马家沟新希望学校），救活一所，孩子们还是没能得到更好的教育。”肖海腾苦笑着说。
打工子弟校关停风波中，“拆一所救一所”的情况并非少数。
昌平七里渠新龙学校被关停后，校长宗宝平搬到楼自庄重新办校，目前只有60名学生。
在京办打工子弟校10年，宗宝平早已习惯了“拆迁——易址——由小到大——再次拆迁——再次易址”的反复过程。
去年拆迁启动前，昌平区教委和镇政府要宗宝平出一个拆迁后在校学生的安置方案。宗宝平记得，正在谈着，老师打来电话告诉他，通往学校的路被封了。此时，学生还在校正上着课。
宗宝平拍案而起，质问教委和镇政府的人，为什么每次拆迁都是不等孩子有了切实的安置后，再开始动工？为什么非得让孩子们看到推土机进校园？
多名打工子弟学校校长称，几乎所有拆迁学校都是先通知再安置，“你来拆我的学校，让我出安置方案，这合理吗？”
宗宝平说，干这行10年给他最大的感触是，打工子弟学校就像野草，“割一茬长一茬”。虽然目前只有几十个学生，宗宝平并不担心。按照他的估计，不出意外一两年后变成数百甚至上千人，“最主要的是流动人口的需求。”
多名打工子弟学校负责人称，对于大多数只能在打工子弟学校“打转儿”的孩子们，每一次拆迁关停，受教育的条件就会下降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