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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17日09:40 | 中国发展门户网 www.chinagate.cn | 给编辑写信 字号：T|T

人文学者最困难的时刻过去了

中国青年报：您在建系百年庆祝大会上专门澄清了社会上对中文系“生存困难”的误解。但我们感觉，“生存困难”对于北大中文系是误解，对于全国院校的中文系来说，可能就不是误解。您觉得呢？

陈平原：媒体报道北大中文百年庆典时，好多引用我关于中文等人文学科“触底反弹”的说法。私下议论，有人同意，有人不以为然。其实，我的判断不是一时一地，更不是只针对北大中文系，而是基于我对近二十年中国学界演进轨迹的理解。从1991年撰写《学者的人间情怀》、1993年发表《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起，我一直在观察“人文学”在当代中国的位置变化以及功能转移。在我看来，人文学者最困难的时刻过去了。此前是“坚守”，此后可以更多考虑“进取”与“创新”。

“触底反弹”的说法，是对20年这样的中等时段的观察，若以百年这样长时段的眼光看待中文等人文学科，我承认，中文系现在有点“边缘化”，但也不该被“悲情”笼罩。在今天这么个喧嚣的时代，需要理解我们的真实处境和发展路向，有所坚持，也有所创新。我坚信，当眼下五光十色浮华侈靡的大幕退去，学术重归平静，人文学科应该是最能站得住的。大学作为一个知识共同体，需要专业技能，也需要文化理想。对于营建校园氛围、塑造大学风貌、体现精神价值，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文学科。这一点，我们不能妄自菲薄。

中国青年报：目前一流人才还会不会大规模地学习中文？

陈平原：问题在于什么是“一流人才”。好多年前我就听说“一流人才经商，二流人才从政，三流人才做学问”。要真是这么认定，那倒好办，反正职业决定位置。不过，现在考公务员很热，似乎从政与经商要换位子了。以钱多钱少、官大官小为衡量人才的标准，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比如，我就更看重职业与个人性情及兴趣的关系。作为人文学者，我很高兴中国没有文科院士，诺贝尔奖也不顾盼这边，让我们得以从容读书做学问。至于是三流还是一流，因评价标准不一，压力不是很大。其实，成为“政要”或“巨贾”，除个人努力外，有很大的偶然性，不该作为选择所学专业的重要指标。如果哪位北大中文系学生日后“发达”得不得了，那也是他个人的造化，与中文这个专业基本无关。

所谓“大规模地学习中文”，是指作为专业，还是作为修养或技能？那是很不一样的。倘若是选择中国语言文学作为毕生的“专业”，那不可能是“大规模”的。若谈“修养”或“技能”，则多多益善。现在专业分工越来越细，考生趣味五花八门，完全可以各取所需。如果以为考上热门专业就是“一流人才”，那大错特错。大学里根本就没有“最好的”专业，只能问适不适合自己。

我对中文学科有信心，是因其学科边界模糊，弹性较大，允许自由驰骋，同时技术性不强，转而更多关注人的性情、趣味以及全面发展。

中国青年报：您说过，中文系师生有责任介入当前的社会改革与思想文化建设，这也是北大中文系的一项传统。在您看来，如今的中文系师生在这方面比前辈做得如何？

陈平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北大中文系师生曾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俞平伯诗“同学少年多好事，一班刊物竟成三”，说的就是当年引领风骚的《新潮》、《国故》和《国民》这三个刊物的主要编辑，都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这样的“光荣”可遇而不可求。也正因此，后人很容易指责当前的北大中文系师生不如前辈有出息。这没办法，也没必要辩解。

我想说的是：第一，时势造英雄，时势也造大学风气，北大中文系自然不例外；第二，今日中国大学，无论教授还是学生，趣味及立场都已分化，不能强求“介入社会”；第三，为纪念百年系庆，北大中文系学生制作文化衫，正面就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那是学生们投票决定的，系主任并没引导或干涉。这当然只是表明“志趣”，能不能实现，还得看现实条件是否允许，还有当事人是否足够努力。

中国青年报：中国经济尽管高速发展，但向世界输出的主要还是“中国制造”，很难输出价值观和文化。对此，您怎么看？中文系的师生在这里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陈平原：在我们设想中，北大中文系在学术界的位置是“立足国内，沟通两岸三地，背靠东亚，面向欧美”。不满足于在国内学界引领风骚，还希望在国际学界占有一席地位。借助举办国际会议及学术讲座、外出讲学或互相访问等，让我们的老师和学生有更多直面欧美主流学界的能力与机会。另外，还有我们引以为傲的留学生教育(目前北大中文系在读学生中，留学生所占比例是23%%)。但所有这些，都无法打消大家的疑虑——我们到底有多少成功的文化输出？我只能这么说，相比文化输入，实在是不成比例。

我们的著作或论文被译介出去，在国外学界流通，这样的例子也有，但只是作为“地方性知识”被引用，根本不能跟中国人阅读德里达、萨义德、哈贝马斯的热情相提并论。这有赖于整个中国政治、经济及文化实力的大力提升，但也与当前中国学术的实际水平有关。

2006年，我和十几所著名大学的教授合作，在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支持下，创办了英文杂志《文学研究前沿》(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在《主编寄语》中，我谈及：“选择若干近年中国学者所撰关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与批评史、比较文学及世界文学等学科的专业论文，将其译成英文，奉献给西方学界，既可帮助散落世界各地的中国学家更好地了解中国同行的工作，在良莠不齐的大量论著中，迅速发现潜在的对话者；又可为那些并非专门从事中国研究、无法阅读中文的海外学者，提供若干中国学者对于‘文学’的想象。此举表面的理由是，展现当代中国学术的最新进展；而潜在的动因则是，‘要出而参与世界的事业’(鲁迅《而已集·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即便就像鲁迅说的，把范围缩小，就谈‘文艺之业’，我们也都渴望着与世界各国学者对话。”五年工作下来，我最深刻的体会是：好论文并非遍地都是。“同志仍须努力”，没有理由过分膨胀，也别一味嘲讽人家“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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