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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数据缺失
朱中一说,在起草建议稿过程中,他遭遇了一个现实的尴尬:可供参照的全国性住房基础数据“并不清晰”。
自1985年第一次全国房屋普查工作以来,住房领域内大规模的“家底”摸查已中断了25年。而这25年,中国房地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住房基础数据的更新却没有及时跟上。例如:城市化进程中,农民进城带来的住房需求量增长,行政区划调整导致的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统计口径变化,以及城市存量房资产多少等,均没有精确的统计数据。
鉴于此,朱中一在建议稿中呼吁,应进行一次全国范围的房屋普查,以精确数据作为决策依据,科学制定未来五年的住房发展规划。朱中一认为,目前各城市按年度制定的廉租房等保障房落实计划,过于局限。未来五年,“全国住宅建设领域应有一个整体的规划”,各类住宅的合理建设规模,应在数字上明确规划。除了强调“数字”规划,建议稿还提出,在“十二五”期间应加强房地产“政策”长期规划,稳定政策预期。
朱中一认为,虽然自2009年年底至今的“国十条”新政,房地产调控态势始终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但是“不断有政策出台”,使“稳定市场预期”成为挑战。“如果政策预期不稳定,开发商就不敢投资,就会加剧目前住房供给不足的局面。所以就很难保证房价会在调控松懈时再次出现反弹。”
与这种担忧相呼应的是,2010年前5个月全国房地产投资情况相当不乐观:国土资源部曾确定今年全国的土地供应计划是18.5万公顷,但前5个月,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大一线城市住宅用地实际成交量仅占供地计划的20%左右,二、三线城市的执行情况也不理想,土地流拍频现。
总结过去几年的“调控-空调”怪圈,“十二五”规划谏言者们普遍认为,房地产政策不宜“多动”,稳定压倒一切。
面对是否坚持“支柱产业”的定位、开征持有环节税、进行全国房屋普查、稳定政策预期及增加土地供应等诸多敏感问题,房地产业“十二五”规划需在舆论与现实之间做出抉择。
土地方面,谏言者们思考的问题是:“国家的土地供应计划是有了,但怎样变成有效的土地供应?”
2009年,全国土地供应计划完成率约为55%。2010年,鉴于前5个月北京等三大城市仅完成计划的20%的局面,18.5万公顷供地计划最终会否再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仍是悬念。而土地供应的有效增加,事关未来房屋供应能否跟得上、供需是否会再度失衡、房价是否会再次反弹等若干系统风险。
朱中一认为,目前土地供应计划不能有效完成,症结在于地方政府对土地交易底价定价过高,根源还在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在金融和土地两大房地产核心环节外,苗乐如进一步认为,中国房地产业的核心问题是“结构”。投机疯长、炒房猖獗和房价飙升,都是住房结构不合理的具体表现。
以北京为例,目前政策性住房约占市场总量的30%。而国际上公认的住房结构较为合理的两个地区,新加坡政策性住房约占市场的50%,香港也超过49%。苗乐如据此认为,“北京市政策性住房惟有达到50%~60%,供需才算基本平衡,市场控制才有基础。”
另一个结构失衡体现在房地产“业态”层面。朱中一对记者谈及在三亚市调研时的体会认为,三亚市90%以上的购房者为外地人,房屋空置现象严重,是对当地资源的极大浪费。为此,他建议三亚市应多发展产权式酒店等持有型物业,提高资源使用效率,降低泡沫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