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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和消费需求的持续释放,使得中国经济未来10年仍将处于上升通道,继续保持7%—8%的经济增长。10年中,我们的人口城镇化率有望达到50%以上,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将有望达到45万亿—50万亿左右,居民消费率将达到50%左右,最终消费率达到60%左右。我国将基本形成消费主导的经济增长格局,开始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国有资本应主要配置在公益领域,垄断行业改革应尽快破题,给社会资本腾出空间
问:也就是说,在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投资要让出主导地位?
答:投资转型是城镇化的题中之义,应主动适应消费需求结构变化的大趋势,实现投资与消费的动态平衡,使投资的增长能够反映人口城镇化发展转型与社会需求结构变化的客观趋势。
在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的同时,有两个方面很重要:一是公益性项目的投资。适应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趋势,把投资的重点转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领域的,切实推动人口城镇化进程,提振国内消费预期,有效缩小城乡差距和化解社会矛盾。
二是要加大消费供给能力的投资。例如,我国的文化产业占GDP的增加值比重平均为3%,韩国、日本为15%以上。未来5年,随着文化需求的增长,中国文化产业增加值有可能从目前的3%上升至5%,预计需要4万亿元的投资。如果能够加大文化产业的投资,不仅可以将潜在的文化消费需求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增长,还有望在加快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方面取得重要突破。
问:投融资体制也存在弊端,应如何处理好国有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关系?
答: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资本投资占全部投资的70%左右,这样的投资结构才是有效的、有活力的。当前的突出问题在于,政府与国有企业的投资增长过快,民营资本的投资明显不足。由于垄断行业改革的滞后,社会资本进入公益性领域和垄断性行业尚未有实质性破题。从具体情况来看,当前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既有“政策玻璃门”的障碍,更有“利益玻璃门”的阻力。垄断行业的改革不尽快破题,民营资本的进入是很困难的。
适应全社会公共需求的变化,应尽快把国有资本主要配置在公益性领域,给社会资本投资腾出更大的空间,是我国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社会需求结构变化升级的客观要求,也是防止资本外流、提振社会资本信心的重大举措。
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加快构建有利于人口城镇化的财税体制和多元化投融资体制
问:人口城镇化目前仍面临许多制度障碍,比如户籍制度。
答:把握好城镇化转型与改革的重要机遇期,关键正在于人口城镇化的制度创新,要以最大的改革红利释放最大的城镇化潜力。
应大胆突破政策与体制,尽快让“农民工”成为历史。从总体上看,这不是财力问题,关键在于下决心。不尽快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将来所付出的代价,恐怕远大于所谓的财政成本。从多方面看,“十二五”初步解决有条件农民工市民化的时机成熟、条件具备,且有望近一两年在发达地区率先取得突破。
这里边,关键是要放开城乡二元的户籍限制。可以分三步走:1—2年内实现中小城镇户籍制度全面放开,同时加大中小城镇的财政、金融、用地等支持力度,公共资源配置要更多地向小城镇倾斜,为小城镇产业发展和外来人口就业定居创造条件;3—5年内实现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户籍制度基本放开,东部沿海城市可以率先推进;8年内把城市户口、农村户口、“暂住证”等统一为“居住证”,实现人口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统一管理。
问:土地政策也很重要,关系农民权益和地方政府的财权。
答:城乡土地制度一体化是方向,方法是要统筹推进。一方面要尽快剥离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尤其是在农村土地得不到物权保障、不能抵押贷款的情况下,不能硬性要求农民工以放弃土地权利为代价来获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另一方面,要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收益权,应在符合城乡土地规划的前提下,建立完善的农村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出租、抵押、入股的相关制度安排。
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收入来推动城镇化,既存在着比较高的风险,也非长久之计。关键还在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理顺中央与地方公共服务职责和财政分配关系,加快构建有利于人口城镇化的财税体制和多元化的投融资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