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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用不到世界十分之一的耕地养活超过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这一特殊的国情决定了粮食安全在中国应有远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更为重要的地位。从国内来看,中国农业尽管正处在一个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粮食总产量实现九连增,但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粮食需求刚性增长,粮食安全面临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强化的挑战。从国际上看,粮食危机不时引发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动荡,在信息化背景下,粮食与石油、货币一样成了一国制约他国的战略武器,粮食安全的强国民生存之根、固国家经济之本、增国际竞争之力的战略地位更加不可动摇。
新时期国家粮食安全战略需要新认识
粮食安全是压倒一切的国家战略底线。任何时代,粮食是人类食品的主体,充足的食品是社会稳定、人民健康、经济发展的前提。有着十几亿人口的全球大国一旦严重缺粮,不仅是中国的灾难,也是世界的灾难。而在世界粮食危机中,强权国家往往利用粮食来牟取政治与经济的特殊利益,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20世纪70年代展望美国地缘政治的长期目标时就宣称:“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在信息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世界粮食竞争力的生成机制、生成模式、生成效应不断创新,中国的粮食安全不仅是事关国计民生和社会政治稳定的根本问题,而且也是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际竞争战略的首要问题,是压倒一切的国家战略底线。
粮食安全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基础。当前,以新能源和生物技术为主导的第四次技术革命正在孕育和发展,美国等发达国家正大力发展生物技术与相关产业,旨在主导世界由知识经济时代进入生物经济时代,谋求掌控世界农产品市场的话语权。中国已将新能源产业与生物产业列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在2011年生物产业总产值就已经接近2万亿元。粮食产业作为新能源产业和生物产业的基础产业之一,不仅是生物技术的重要载体,而且也是生物医药、生物工业、生物质能的原料来源。因此,如果中国的粮食安全得不到切实保障,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就失去了发展的基础。
粮食生产效益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核心问题。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最核心的是解决粮食生产效益问题。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推进,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断进城务工,“空心村”不断增多,耕地抛荒现象日益严重,“谁来种地”已成为国家粮食安全无法回避的严峻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决定“谁来种地”与粮食生产积极性的核心又是粮食生产效益,而现实中从事粮食生产收入与从事非粮收入、非农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粮食生产效益越来越低。如果粮食生产效益偏低,粮食安全作为最重要的国家安全战略,就无法得到根本保障。因此,粮食生产积极性的问题必须要依靠生产效益才能得到有效解决。
新时期国家粮食安全战略面临新挑战
粮食供给面临人口与社会发展刚性需求的双重压力。据有关部门预测,到2050年,中国人口将增长到15亿左右,超过当时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谷物需求大约7.8亿吨,肉食需求大约1.2亿吨。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粮食的工业用途不断拓展,医药、化工、生物能源等产业对粮食的需求将大幅增加。中国城镇化率在2020年将超过60%,这意味着还将有1亿多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由农产品的生产者变成纯粹的消费者,粮食消费量的增长不可避免。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饮食结构的改善,饲料用粮与加工食品用粮的增长同样将呈刚性增长,粮食的间接消耗也将不断加快。
粮食生产能力面临资源与环境约束的双重压力。作为无法改变的国情,中国的人均农业资源远远低于世界平均值。而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步伐不断加快,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争夺耕地、水资源、人力资源等资源要素的竞争日趋激烈。与此同时,以资源要素扩张为支撑的农业发展带来资源破坏、环境污染、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等一系列问题,“白色污染”已经成为农村的一大灾难,水污染和土地沙漠化日益严重,制约着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日益突出,根据国家气象局估计,全国气候变暖带来的干旱和洪水威胁到中国粮食产量的稳定,极端天气可能造成中国粮食10%-20%的损失;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干旱、洪水和病虫害加剧,中国粮食产量波动幅度可能扩大至30%-50%。
粮食市场面临国内与国际竞争的双重压力。当今世界,欧美等农业强国在农业生物技术领域占据优势地位,特别是全球农业跨国公司“四大粮商”强化全球粮源、物流、贸易、加工、销售“全产业链”布局,不仅已经控制全球80%的粮食贸易,而且还控制了全球70%的油籽贸易,正逐步加大进入中国粮食市场的力度和速度。巴西、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也显著增强,世界各国抢占粮食市场话语权的竞争更加激烈。与此同时,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推进,粮食产业与国内其他农业产业以及非农产业争夺耕地、水资源、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受粮食比较效益偏低的影响,粮食的市场竞争力受到了严重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