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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称居民收入增速被高估 收入分配系被动调整
关键词： 居民收入 收入增速 调整过程 收入增长 高估 国民收入分配 企业利润 规模以上工业 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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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国青从收入度量和企业利润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和解释。首先是收入度量。宋国青说，一方面，我们算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时候，使用的是名义收入，再拿通货膨胀率加以校正。比如通货膨胀率是8%，银行存款利率是5%，收入一元钱存进去到12个月以后取出来，它的真实价值是1.05元，这时使用通货膨胀率校正就要再除以1 .08，最后结果大概是0 .97元，这就是一整套收入的计算过程。
另一方面，税务局在算利息所得税的时候，实际上是即使亏损还要收所得税。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任何国家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一般的税法都是按照名义收入征的。不仅仅是银行存款，股票收入里面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
宋国青表示，我国计算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时候用名义收入再拿通货膨胀校正的这个方法本身就有问题。因为通货膨胀是连利息收入和资本金一块损失的，但是统计对通货膨胀引起资本金损失其实是没有做调整的。
宋国青说，如果把通胀所造成的资本金损失这一条考虑在内的话，去年居民人均收入的数据会更低；今年的数据，如果把这个因素考虑在内的话，也可能会下降一点。总而言之，由于通货膨胀导致的资本金损益在去年和今年都是被低估的，去年被歪曲的幅度更大，今年歪曲的幅度相对小一些，因为通货膨胀率降低了。这就是为什么出现G D P增速下降，居民人均收入还会上升的一个原因。
因此，宋国青认为，我国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实际上还是有所高估的。在通货膨胀率较高的时候，高估的幅度就会更大一些。如果把该打折扣的地方都打上的话，现在的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不是很高，而是太低了，比G D P的增长速度低很多。
企业利润下滑让居民收入比重改变
悖论现象的另一个解释则是从企业利润的角度剖析。宋国青首先对PPI和CPI数据进行了处理，把定基比的PPI作为分子，定基比的C PI作为分母，得到一个工业品价格相对于C PI的比价。PPI上升对工业企业利润是直接的推动因素。CPI对企业利润没有太多的直接影响，但是有很多间接影响。比如说工资跟C PI有很密切的关系，很多人会讲因为C PI涨了，所以我的工资要涨。中国到目前为止，C PI上涨的大部分原因还是食品价格在上涨。食品价格一涨，农民的务农收入就会增加，你不给他涨工资他就不在城里干了。统计上确实是有这样的情况，农产品价格高涨的年份，农民向城镇转移的数量就会少一点。所以C PI对于工业企业利润是一个负面因素。
我国近几年来企业利润处于下滑状态，而工资的刚性原则使得工资处于缓慢上升状态。在此情况下，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工资收入三者中，收入增长所占的比重相对地提高了。那么在G D P增长的情况下，企业利润为何为负数？
G D P的增长并不意味着工业利润的增长，按收入法计算，在国民收入里面，G D P等于折旧加上利润，利润部分相当于居民收入再加上财政收入和企业未分配利润，这三块统一被叫做可支配收入。如果折旧和工资收入高企不下，那G D P即使增长，利润也可以是负增长。这样看来，就能解释为什么G D P在同比增长，工业企业利润却负增长了。
拿工业的情况来看，现在名义的经济增长速度就是8%-10%的水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的同比增速低一点，8月份一度不到9%。其中有的工业部门可能价格涨的多一点，但增速也不过就是7%-10%的水平。简单按G D P的名义增长速率来算，三季度G D P增长10%，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8月份跌了6.2%，工业企业工人的工资涨到10%以上。
把这些概念串起来，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经济增速下降了反而使得真实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比过去有所提高。简单地说，就是经济增长速率高的时候企业利润非常高，财政收入非常高，让居民收入的增长率大幅度低于G D P的增长率，现在这个情况有了一点改善。
现在，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稍微高于G D P的增长速度了，因为财产价格变化的收入不包含在居民可支配收入里面。比如说股票涨价还是跌价，G D P里面没有这一项。但是从居民收入的角度来看，这个要加以计算。所以对于大多数居民来说，感觉现在日子比去年舒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