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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们面临的远不止这些。
这些年，院系有了创收任务，教授们有了压力，请客送礼、拿回扣开始司空见惯，甚至出现更出轨的事，而对于真正的研究，往往能交差就行，“有了对经济的追求，少了对学术的孜孜以求，其实就是‘逼良为娼’。”
严肃的东西一下变得商业化了。院里一位研究生老是往外投论文，老校长有些奇怪，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在给为课题组出钱的企业代写。
没有人看学术贡献、学术态度怎么样，只要能拉到项目能拉到钱就是有本事。
随之而来的是，院系也开始没办法管教授了，要组织重点项目经常找不到人，对方往往一句话就堵得你无话可说，“你管我，年底的考核任务我怎么交差呢？”
从两弹一星、牛胰岛素到今天突然热起来的青蒿素，都是几十年前的成果，今天的中国科学让世界记住了什么呢？
老校长的观察是，重压之下，对于科研，一些教授没办法也不愿意精益求精了，硬骨头没时间啃了，容易完成的工作先做，“那些基础性的有风险的科研总是一放再放，最后谁会想起来呢？”
今天的大学校长，年终总结时，一年拉到了多少科研经费是重中之重，也是对外宣传和对上级汇报的支撑数据。
而20年前，这些还没有出现在这位昔日校长的字典里，那时，老校长关注的是教学质量的提升，是又多了几位名家大师。
教学质量的滑坡近年来备受诟病，名教授远离一线教学即为一端。老校长刚退休的时候，那会儿教授如果不能给本科生上课，还是件不光彩的事情。
但接下来的故事则让老校长有些恐惧。这些年，退而未休的老校长偶尔接些项目，总会有身边的教授“善意提醒”：成果给人家时“留一手”。请教半天才弄明白，人家办企业挣大钱，成果全盘托出太吃亏，如果留一手，到时候还可以再私下谈谈挣上一笔。
这让老校长很不习惯，“这不是贬低自己的人格吗？”
让老校长忧心的远不止这些。
老校长所在专业有一名十分优秀的博士生，毕业后分到一个很大的企业，专业对口，很快做到企业里新技术发展部的负责人，对于自己设计的一个机械配件，在指定一家企业生产时，狮子大开口，结果被人录音送到了单位只好远走他乡。
老校长对此非常惋惜，“一个好好的毕业生就这么毁了，他不知道市场运行的规律，只知道在学校里带自己的教授是怎么‘言传身教’的。”
有时，老校长也在反思自己是不是“老古董”了，“存在即合理，老说人家也不对”，但很快，他又觉得必须说点什么，“一味钻进钱眼中肯定害了教育也害了国家。在制度设计层面多考虑报酬的公开、合理总是应该的吧。”
编后：11月3日起，本报连续推出了“穷教授VS富教授”现象系列报道，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议。宝马教授和飞鸽教授的背后，并不是简单的贫富问题，而是高校人才激励机制、高校管理体制等更深层次的问题。
对这一现象，社会上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这是市场经济大潮下高校发展必然要经历的阶段，有其合理性；也有人认为，这种现象的存在会从根本上毒害教育和高校必须根治。对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