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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您是怎么样看待欧洲实行的这种高福利的制度的?您觉得这种制度高工资、高福利、高税收能不能在我国得到一个复制呢?
于长江:我觉得因为欧洲和中国确实不在一个发展阶段上,他们随着经济发展的水平,随时就调整收入水平,那么他的经济发展直接体现在公众的人民的福利上了,这已经是历史上的事了,他们现在实际上存在一个收入水平有点过于刚性,降不下来影响到效率的问题,中国恐怕还是在前一个阶段,我们现在更大的问题是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充分的体现,转化成人们的工资和福利,而且我们由于贫富分化比较大,我们平均收入其实还不是很能代表相当多的,特别是低收入阶层,我们实际的贫富之间分化很大。
主持人:所以有很多朋友经常抱怨我又一次被代表了。
于长江:是,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本身的收入差距相对来说更大一些,所以我们代表性有时候让人感觉好像不对,和我们直接的感觉不对。
主持人:今年上半年国家统计局也公布了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的收入,如果按照人民币兑美元的最新汇率换算,中国的城镇居民月均收入大概是288美元,也有一些朋友把这个288和欧洲高收入国家排在最后一名的捷克进行比较,他们是1316,说我们连他们的零头都比不上,那么您觉得这样的比较有效吗?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于长江:我觉得这个比较说实在也不太准确,因为我们本身的物价水平,特别是我们一些基本的、最低的物价水平还是比较低,包括我们人均服务的价格也低的很多,所以我们随便找个人做个什么活很便宜。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说的福利的问题,就是我们真正中国现在很大一个问题是,人们收入水平大量的要用于自己的储蓄,然后来比如说买房子、比如医疗、比如养老,甚至家长要给孩子教育等等,我们大量要用到这儿。
所以我们就现有的收入水平就算在低物价情况下,也不能直接转化成人们的生活的幸福感,或者人们自己愿意自己的生活方式来生活,这个不能转化成这个,而在欧洲大部分的他的收入是用在了自己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做自己的生活兴趣这方面,这个有一个巨大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