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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纳德·麦金农:
(图)这是最近在危机之后的一些数字,中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印尼、巴西的情况,这种美元储备得越来越多,不光是美国的国债不断的增加,大家可以看到外汇储备占GDP的比例不断的增加,在2001年只是15%,现在已经达到35%,中国实际上达到了50%。新兴市场国家的通胀比美国、欧洲、日本以及那些发达国家加起来都要高,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利率高,很多成熟的经济体,他们都实际上陷入了增长乏力或者缓慢的增长,实际上周边的这种通胀并没有中心的膨胀高。(图)这个数据可能比较老了,看看中国由于贸易的顺差所带来的外汇储备的增长,以及热钱的比率。实际上在2010年第四季度是非常高的,最近我上飞机的时候,看到了电子消息,实际上在过去的一个季度,热钱对贸易的增长并没有贡献的太大。另外是商品的泡沫,如果这个利率是0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初级的商品价格不断的上涨,同时我们也看到2007年的美国房地产泡沫已经破裂。另外一个泡沫是初级产品的泡沫,主要是自然灾害的影响,实际上我觉得责任应该是美联储的政策,很多投机的人他们都希望看到初级产品的价格不断的上涨,在期货市场,他们都会推动未来的石油以及商品的价格。今天下午讨论的时候,我会跟大家谈这张图表,但是在这张图表上主要的信息是美联储几乎是一直把利率保存在0的基础上,与此同时,美国的信贷数量在大量的减少,这对于中小型的企业来说影响非常大,可以说在美国的银行体系出现了崩溃,这是晚些时候要说的一个问题。2011-06-26 12:17:11
罗纳德·麦金农:美国现在所面临的情况是有一个滞胀,通胀是外来的,某种程度上是不好控制的,经济的停滞是从国内产生的,是因为信贷大幅度的减少,在下一次G20的会议上,我们希望讨论一下利率的问题,以及是否有可能,处在中心的这些成熟的经济体能够共同的在利率的问题上做出一些新的、共同的举措。这也会帮助在边缘的这些国家更好的应对利率方面的问题。
昨天我们提到过人民币应当国际化的问题,我同意,但是在说到风险或者威胁方面,没有人会从中国的银行或者说上海的某个地方去借人民币,因此在考虑人民币国际化的时候,需要考虑到这个风险。我基本上就讲这么多。2011-06-26 12:20:44
王建业:下面开始讨论。2011-06-26 12:23:04
濑口清之:我同意戴相龙行长的看法,郑新立(微博专栏)先生也说中国这五年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我自己相信除了这五年以外,今后十年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中国进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过程当中,这个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是一边保持自己国家的货币,一边进行自己国家的金融兑换,那时候是保持非常好的平衡,平衡的意思就是一边控制通货膨胀,一边进行人民币的升值。再加上适度的金融自由化,那时候一边需要国内银行的健全性。以日本来说,我们克服了日元的升值,但是太警惕日元的升值,引起了泡沫经济。尤其是现在在中国是高速增长的时代,中国有很大的改善自己国内的生产力,那样的时代能克服人民币的升值,现在流动性过剩存在,那时候中国防止通货膨胀,还是需要控制贷款,再加上进行适度的人民币升值,我觉得中国是可以进行这五年的经济发动机的作用的。谢谢。2011-06-26 12:23:35
罗纳德·麦金农:一个小的问题,关于人民币升值,你们可能会觉得以一种静悄悄的方式推动人民币升值会比较好,但是很多人期待人民币升值,而与此同时又必须要防止热钱大量的流入,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对于人民银行来说需要解决很多的困难,我近期会出版一篇论文,是关于贸易盈余和储蓄盈余的问题,因为从很大程度上讲,贸易的盈余是储蓄的盈余,这是我的一个简短回应。2011-06-26 12:25:54
王建业:刚才的两位主讲发言人做了很好的介绍。戴主席给我们讲了中国的货币体系改革的时间表,罗纳德·麦金农教授也给我们讲了G20和利率的问题,还讲到保持稳定性的问题。下面进行讨论。2011-06-26 12:27:16
罗密欧·奥兰迪:我是意大利亚洲观察家学术委员会主席,在2011年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多极的世界,世界银行也出了一份新的报告,说到2015年的时候六大新兴国家将会在全球的经济增长中占50%,因此世界经济货币体系将不会由一个国家来主宰,现在国际经济版图出现的变化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现在是一个多极的世界。与此同时,这份报告中还提到了对于现在金融体系所面临的一些复杂问题,也提到了IMF将会选出新的总裁,特别是对欧洲来说尤其如此,很多优秀的分析家已经提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金融结构中代表性不平衡问题,我们需要更好的来反映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代表性,我的观点非常简单,我觉得要考虑到这些新的参与者,不仅是重要而且也是明智的,因为他们代表很大程度上未来经济发展的机遇,特别是对多极的世界来说特别如此。2011-06-26 12:27:52
罗密欧·奥兰迪:世界银行应当更加具有代表性,它经常在呼吁发展中国家发挥更大的作用,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促进相关的程序来反映力量平衡发生的变化。但是与此相关的责任还不仅仅是应当选出一个新的IMF的总裁,它反映一个更加具有战略性的问题,更不是简简单单选一个候选人,是涉及到政治决策。这或许给发展中更多的手段和金融工具,他们不应该在国际金融机构中代表性不足。与此同时,亚太地区的发展也非常的重要,东方国家和非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过去要双方讨论的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需要多边的讨论,新兴的国家是外汇储备最大的持有方,世界银行这一点说得已经非常清楚。随着经济力量的转变,必须要考虑到低收入的国家,把他们融入到全面的经济金融改革的过程中来,要加强“南南合作”,国际机构怎么能够忽视这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呢?问题往往是非常复杂的,也需要全面的解决办法,要有远大的目标,不能够以国民主义的这种简单的取向来解决问题。2011-06-26 12:31:50
何伊兰:做评论之前我主要是讲资本的流动,这跟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密切相关,但在此之前,我想强调一下,我不是贝格鲁研究所的,我是代表OECD,这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有34个成员,相关的政府共同进行政策方面的研究,出版一些共同的标准,以使得世界经济更加具有包容性和可持续性,我们积极的参与20国集团的进程,提供一些技术方面的分析和建议,尤其是在分组工作,特别是在资本流动方面。
第一,技术方面的分析,也是OECD在做的一些分析,考虑到成熟市场和新兴市场在过去30多年资本流动的趋势,事实上如果你们回顾历史,会看到有268个大量资本流动的案例,这些处在流动中心的一般都是银行数据方面的危机分析,经常会出现资本大规模流入或者撤出之后,我要进行结构性的、政策性的往往能够解决,往往能够解决短期资本大量流动带来的危机。与此同时,有一些相应的政策协调能够影响资本流动,特别是与FDI相关的资本流动。
第二,OECD不仅仅是一个智库,也是一个行动组织。我们的这些成员制定并且实施了关于资本流动的一些标准,建立了相应的框架,可以帮助各个成员更好的来管理资本的流动,现在更重要的是需要减少资本流动的短期风险,采取共同的行动,以确保防止不愿意出现的结果出现。在G20方面,现在也是向其他的一些国家开放。OECD也是向其他的一些非成员开放,是比较具有灵活性的。与此同时,它也能够提出短期资本流动方面的建议。2011-06-26 12:33:25
黄益平: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有很多方面的讨论,但是大多数人同意起码从中短期来说最有可能的应该是储备货币多元化的问题,多元化其实对我们来说有两个:一是美元可能还会在很长时间内发挥很大的作用。如果美元的地位可能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非常重要的地位,意味着美元的相对稳定是符合全世界经济利益,符合中国的利益。我觉得这个问题有可能需要在G20的会议上有比较明确的讨论。包括美国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包括很多其他国家的投资策略,尤其是有很多外汇储备的国家,我觉得相互合作,保持美元的相对稳定是符合我们的利益。
储备货币多元化的第二个问题,意味着除了美元以外还会有其他的货币发挥储备货币的功能,我们知道现在有欧元和英镑,可能还有日元,现在一个最大的问题是G20以后,我们会不会出现由新兴市场的国家以后在国际上发挥比较大的作用。中国最关注的是人民币以后能发挥什么作用,戴相龙行长已经讨论了很多。这是我们的愿望,以后能不能实现也有很多其他客观的因素,能不能成为储备货币,能不能国际化,说实话不是我们自己决定的,有很多事情我们自己可以做。2011-06-26 12:35:29
黄益平:我说三个方面的建议:一是能不能最终把人民币纳入到SDR,也就是IMF特别提款权的篮子里,最近有很多讨论,我个人的看法是应该尽量放进去,但是不要像我们很多专家讨论说,放进去不要把汇率的灵活和可自由兑换作为先决条件,我觉得这样放进去没有任何意义,放进去既不能帮助SDR的改革,也不能帮助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让人民币汇率自由和让资本可自由兑换其实是和我们的改革是一致的,我认为把它作为SDR放进去的重要条件没有什么不妥当。而且最近央行副行长,人民银行的副行长易纲(专栏)曾经提出过一个建议,2010年的时候,SDR的篮子权重已经调整过,现在我们可以做的是推动IMF或者其他机构来建立一个影子篮子,也就是除了我们现在四个货币以外,加上一些其他的货币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讨论,但应该可能会有人民币,这样的影子篮子权重建立以后可以试运行几年,到2015年如果条件成熟正式纳入人民币或者其他货币,这是比较好的方法,渐进的过程。2011-06-26 12:36:48
黄益平:二是我和樊纲(专栏)教授一起做的报告,在推动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尤其是亚洲的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可以做的工作就是推动亚洲国家的货币互持,我们现在有很多货币互换,有很多储备放在一起,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我们相互持有我们自己的货币,这对于我们防范金融风险,对于我们推动亚洲货币的国际化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而且我们本来就需要持有很多其他的货币,对于我们储备投资的多样化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是我们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戴相龙行长讨论的时候,我个人觉得这一步不走,我们根本不需要讨论国际化,也不需要讨论储备货币的问题,核心是什么?就是资本项目可兑换,我们在1996年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现在我觉得已经可以到了走的这一步,今天看中国的宏观环境、财政状况,金融体系和我们外部帐户的状况比当初很多国家,包括印尼、印度、俄罗斯,他们推动资本项目开放时的条件要优越得多,其实是有条件可以推动做,当然推动这个资本项目的开放,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限制。举一个例子,我们对短期资本流动有一些担忧,我们可以实现资本开放,举一个例子对资本市场,尤其是对短期资本流动有QFII,QDII,可以限制,经过过度以后进入完全的自由可兑换。
最后一点是人民币汇率的问题,我认为最终人民币汇率的问题还是应该走向可自由浮动,我们现在有条件在两三年以内做到这个,罗纳德·麦金农教授认为还应该走向回头,固定汇率,我觉得中国已经没有这个选择。谢谢大家。2011-06-26 12:37:53
安德雷斯·艾舍:刚刚戴主席也谈到了欧洲的成功经验,我想其实欧洲的领导人在这方面也不是非常的成功,可能他们在某些方面能力还是有所欠缺,20国集团在树立系统性危机方面是不成功的,也许是20国集团在这方面的能力不够,如果我们对工作的进展不满意,我们应该自己采取行动,我们作用专家,应该进行一些思考,我们可能不能行动,但是我想在座的各位应该进行一些思考,考虑一些主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不是过于复杂了呢?是我们自己不能解决吗?如果单靠一己之力不能解决的话,是不是应该大家相互合作,是不是应该形成一个比较好的倡议,让大家能够走到一起。2011-06-26 12:3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