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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6月10日10:13 | 中国发展门户网 www.chinagate.cn | 给编辑写信 字号：T|T

较“高薪养廉”而言，“高薪养贤”的说法更加贴切。新加坡政府制订此项政策的初衷其实不是“廉”，而是希望用高薪招揽更多的优秀人才。在新加坡，公民反贪腐的意识非常强，任何人都可能是告密者，包括自己的朋友、同事以及生意伙伴，甚至自己最亲近的人。

新加坡贪污调查局成立于1952年，是新加坡打击和防止贪污贿赂行为的最高机关，独立设置，直属总理公署。局长由总理直接任命，只对总理负责，不受其他任何人的指挥和管辖。

●反腐败宣传要符合现实。宣传与现实脱节就会降低宣传的可信度，这样就很难构筑起所谓的“廉政文化”。

●较“高薪养廉”而言，“高薪养贤”的说法更加贴切。新加坡政府制订此项政策的初衷其实不是“廉”，而是希望用高薪招揽更多的优秀人才。

●在新加坡，公民反贪腐的意识非常强，任何人都可能是告密者，包括自己的朋友、同事以及生意伙伴，甚至自己最亲近的人。

●生活中，我们很少送几千元钱给别人，但是发现送小钱有用，办大事的时候就要送大钱。如此下去，贪腐之风将难以遏止。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一党长期执政、华人占八成、属于儒家文化圈。与其他国家相比，新加坡的情况看起来与中国大陆最接近。于是，新加坡的政治、社会管理的经验成为国内学习的重要对象。

去年，广东省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朱明国率广东监察学会代表团赴新加坡考察廉政经验，回国后发表了署名文章《新加坡为什么能做到廉洁高效》阐述了他的思考。广东省纪委将考察报告提出的思考和改革任务分解为25项，由22个省直部门落实实施，并明确了牵头单位和协助单位。

不仅官员关注新加坡的廉洁高效，广东学者也在研究新加坡治贪经验。深圳大学政治学教授吕元礼，就专门著书一本梳理新加坡治贪的秘诀，近日该书《新加坡治贪为什么能？》在各大书店上架，受到市民热捧。

针对国内一些“主要精力要去‘打老虎’”的论调，吕元礼说新加坡的经验是，小贪即惩，他们才不会成大贪。

公务员不能收半点礼

朋友之间的迎来送往在新加坡也是正常的，但对公职人员来讲，这些是不可以的。

记者：广东省纪委书记曾亲赴新加坡考察治贪经验，回国后总结了五点经验，并将改革任务分解给各部门制定细则。

吕元礼：这几年，我也关注广东的反腐工作。反腐力度很大，而且非常注重剥离权力、监督权力，这是非常正确的方向。另外，广东的成功就在于他坚持向国(境)外学习先进的反腐经验。其实，选择新加坡这个典型是很有意义的。

截至2010年，新加坡连续16年进入国际透明度组织的廉洁排行榜前10名。2010年度该组织的报告称新加坡与丹麦、新西兰并列世界最廉洁的国家。

记者：新加坡的廉政经验对于中国有特殊的意义。首先在于他是华人占主体的国家。曾几何时，有人将东方文化、华人文化与贪腐结合起来，认为腐败可能是华人文化的基因，但新加坡的经验粉碎了这个说法。

吕元礼：的确是这样。“2007年马来西亚人透明理解研究”报告中曾显示贿赂已成为华人社会的文化，甚至称贿赂是华裔种族的天性。这句话未免有点武断，但贪污作为华人社会的一种亚文化，却不可否认。

记者：提起华人，我们会强调酒桌文化，认为酒桌可以联系感情，而有了感情就能营造某种关系网，但这恰恰是腐败的源头之一。新加坡人讲酒桌文化吗？不搞礼尚往来吗？

吕元礼：讲究礼尚往来。朋友之间的迎来送往在新加坡也是正常的。但对于公职人员来讲，这些是不可以的，他们不能收半点礼。说到酒桌文化，我觉得新加坡这方面并不突出，朋友之间聚会，饮食也不太讲究排场，比较简单。

记者：另一个特殊意义在于儒家文化。我知道新加坡的一些高级官员在推广儒家文化。您认为儒家文化对于新加坡构筑廉政文化有哪些帮助？

吕元礼：儒家文化“仁、义、礼、智、信”、“礼、义、廉、耻”对新加坡构筑廉政文化有帮助。但由于年轻人对儒家经典不是很了解，在这种情况下，靠什么来维持这种廉政文化呢？

一是新加坡有发达的宗教文化，在宗教的教义中，贪腐也是恶；二是社会道德和公民道德的培养。另外，儒家的“面子”对于预防腐败还是有帮助的，大家自己不想、也不想家人身败名裂。

其实，任何社会都要营造积极的、廉洁、透明的文化，这是绝对必要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现实生活中，这些宣传的东西有多少是符合现实的。如果宣传时，拼命告诉我们要廉洁，不廉洁就可能坐牢。可到了现实，我们发现很多人大肆贪腐却没有坐牢。宣传与现实脱节就会降低宣传的可信度，这样就很难构筑起所谓的“廉政文化”。

只学高薪不能养廉

能做到高薪养廉是一件好事，但如果制度不配套，高薪也不一定能养廉。

记者：可能国内提到新加坡的反腐经验，第一个就会想到“高薪养廉”，也就是给公职人员配以高薪，让其没有贪的必要。

吕元礼：其实，“高薪养贤”的说法会更加贴切。新加坡政府制订此项政策的初衷其实不是“廉”，而是希望根据市场通行的做法，用高薪招揽更多的优秀人才。因为，政府给高级公务人员开出的薪水如果过低，可能就难以将这些优秀的人才从高薪厚禄的私企领导位置上挖过来。

新加坡认为，有资格成长为部长或高级公务员的人，应该属于那些有能力登上私人企业界顶峰的人。因此，部长和高级公务员的收入应该与本地私人企业界的顶尖专业人才工资相若。

2000年，时任新加坡总理的吴作栋曾对国会说，应该以政府的贡献衡量部长的薪金，而不是将部长薪金与一般员工挂钩。结果，经过调整，部长们一年的薪金总额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

记者：部长拿高薪，那普通的公务员呢？

吕元礼：普通公务员的工资并不高，和国内的水平相当。差不多是当地私人企业工作人员工资的 80%—90%。

记者：新加坡的高工资还是让人感慨，这是我们国内难以企及的。

吕元礼：国情不同。这些高级公务员拿着高工资，但是他们看病、购物、私人应酬都要自己花钱。李显龙如果得了重病，照样要自己掏钱看病。

记者：您认为高薪养廉适用于中国吗？

吕元礼：能做到高薪养廉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制度不配套，高薪也不一定能养廉。防腐败的问题关键是要确保官员不敢贪。

新加坡贪污调查局是国家强力部门

返回顶部文章来源： 济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