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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点论”要能推动“中国创造”
据统计，中国城市化率2010年为47%，相对于发达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刘煜辉分析称，中国现在的城市人口中，有2.42亿人是没有城市户籍的农民工，未来15~20年，这些城市“候鸟”落户为城市居民，再从农村带出两个人（妻子及子女），就有4亿~5亿要进入城市，这样中国的城市化率能上升到65%。这样看来，中国距离“刘易斯拐点”还很远，农业人口向工业和服务业的转移还远没有结束。
李昌平强调，全球产业转移链条上出现了“中国拐点”，说明中国经济以前的成功经验，在今天正逐渐变成束缚条件。“劳动力比较优势”和“出口导向工业化”，造成了一种“别人消费、我们生产”的不平衡局面，“中国制造”如今越来越多的是满足发达国家的需求，却无法换来足够的利润和资源，让本国农民实现城市化和产业升级。
他认为，以“刘易斯拐点”解释中国实际有局限性。中国的“用工荒”源于城市化不足，城市化不足源于“中国制造”国际地位太低、利润微薄，没有定价权。因此，中国经济未来的关键，是主动追求“定价权收益最大化”。
即便从不同的视角观察，围绕“拐点论”交锋的双方，对于中国经济如何应对“拐点”挑战却是殊途同归的。某种程度上，应该说，我们遇到了有中国特色的“刘易斯拐点”。
蔡昉认为，“劳动力短缺”和工资压力会逼迫企业和地方大力推进产业升级，进而让中国经济尽快推进“结构转型”，向高附加值和节能环保领域进军。
刘煜辉建议，中国可以通过制度安排来获得人口红利延伸，即从“数量型”人口红利转向“质量型”人口红利的释放。
这些政策包括：坚决抑制资产泡沫，降低城市经济成本，激发企业家创业精神和就业的增长；逐步推进城市户籍制度基本放开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重点解决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和建立农民工基本社会保障制度，使他们有可能实现“市民化”；改善劳动力市场的功能，消除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提高教育水平，加强劳动力培训，把中国的劳动力数量优势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等。
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格力电器总裁董明珠曾表示，沿海企业要想“用工不荒”，就要“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呵护农民工”。早在上世纪90年代，该企业就开始为广大员工购买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保险，并提供免费就餐、班车、住房补贴、高温补助等各种福利，员工人均年收入更是和企业经营业绩同步增长，目前一线工人的年薪已经达到4.6万～4.8万元。
分析人士称，格力电器从沿海众多加工型企业中靠自主技术创新而崛起，是典型的“中国创造”企业，他们之所以不愁“用工荒”，根本在于企业“有这个实力”。
贺雪峰的观点似乎“保守”些。他认为，总体上看，在“中国制造”仍未成功变身“中国创造”前，中国的产业结构无法承担起工人高工资和社会保障。只有“中国创造”才能在国际市场上拥有高利润、高市场份额和高定价，才能反过来支付比较高的劳动报酬和可以缴纳比较高的税收，推动全社会第三产业的发展，进而提高城镇化比率。
但是，他认为“中国创造”要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的战略产业，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中国社会必须有“足够的耐心”。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是否出现了“刘易断拐点”，及“人口红利”是否已经吃完，并非问题的关键。“关键是要抓住两点：一是如何继续保持‘中国制造’的优势；二是如何将‘中国制造’所获资源用于发展‘中国创造’。”
他说，这都意味着中国不应该将经济发展的重心，置于消费性的第三产业的发展上，更不能置于投机性的房市和股市上。
本报北京3月29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