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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规模空前
“上项目,搞投资”,一直是地方政府最积极的行为。从今年各地“两会”透露的信息看,此股热情依然不减。
例如,在2011年的规划中,天津将推出180个大项目,投资在2500亿元以上。其中,仅滨海新区就计划投资1200亿元,新建、续建、建成100个项目;宁夏今年将安排投资百亿元以上的项目8个、50亿元以上的23个、10亿元以上的105个、亿元以上的323个,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超过1800亿元。
同样的故事还发生在汽车产业上。工信部本来预测2015年产能将扩至3124万辆,但国内各大汽车企业已经开始“跑马圈地”,从目前企业披露的2015年产能计划来看,前12家主流汽车企业2015年规划产能已经达到3500万辆。而车企的大肆扩张,都能在今年地方“两会”的工作报告中看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力度。
地方政府“两会”上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雄心更是令人震惊。目前,综合各地的规划,预测到2015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将达到12万公里以上,这意味着提前五年完成2008年调整完的铁路路网规划;“十二五”末,高速公路里程达到10万公里,远超此前设定的2020年目标;“十二五”期间,地方规划和上报的民用机场早已突破300个,远超民航总局2020年规划的244个
当然,有象征意义的还是“盖高楼”。虽然我国100米以上的超高层建筑已逾千幢,但本刊记者在地方“两会”期间获知,这个数字还在不断被刷新。去年12月,武汉绿地国际金融城项目正式开工。该项目高达606米,预计总投资300亿元。建成后将仅次于迪拜塔和上海中心大厦,成为世界第三高楼。1月11日,重庆宣布将耗资100亿元、目标500米,修建西部第一高楼——重庆国际金融中心。
彭真怀担忧地说,投资过度和产能过剩一直是困扰我国结构调整的重要因素,甚至现在像新能源这样的“新兴产业”,也已是“遍地开花”。如果我国在“十二五”期间仍采用传统增长方式,继续盲目投资,扩大产能,不仅会遇到资源、环境的强烈约束,不利于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更重要的是会使通过扩大内需来支撑经济增长的愿望落空,阻碍发展方式的转变。
土地压力继续加大
本刊记者整合目前各省区市“两会”会前、会中信息了解到,加速城镇化也是重点推进的工作任务。初步统计显示,“十二五”末,北京实现全市城镇化率达到90%,10个远郊区县城镇化率全部超过70%;广东,城镇化水平达到81%左右;河南,全省城镇化率达到48%,达到中部崛起规划确定的目标;山东,全省城镇化率达到55%左右;天津,计划完成50座小城镇规划建设
这种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加上规模巨大的产业投资规划,将对目前的土地约束政策形成越来越大的压力。河北省国土资源厅领导就曾向媒体叫苦,称河北占补平衡可用后备耕地严重不足,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后,未利用地比2008年变更调查数据减少439万亩,“十二五”建设用地供需矛盾会更加突出。
类似的困境,在其他地方也同样存在。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官员在“两会”上就表示,“十二五”期间,四川一系列铁路、交通、港口、水利设施、水电站等预备设施开工建设,初步测算,扣除国家重大工程项目部分,需要10万公顷以上的指标,按照正常水平来计算,缺口有3万公顷。
一位地方主管领导就此向《瞭望》新闻周刊吐露,“搞发展,可以没有资金,没有政策,但绝对不能没有土地。解决不了用地问题,就谈不上发展。”这种具有代表性的发展观念,一定程度上将强力挑战目前的中国土地监管。
近期,据国土资源部调查结果显示,“城乡建设用地周转指标”的运作正面临诸多问题,不仅“周转指标”可能存在着借而不还的风险,据知情人士透露,许多地方大规模上马土地复垦项目,也不过是在为预支建设用地而“还债”,某些省份甚至出现数据造假现象。
一般而言,实际操作土地流转的政府是市县两级政府,县市一级无疑是与各级地方政府牢牢捆绑在一起的,而省级国土部门也承担着各省来自经济指标的诸多压力,造成地方上一有机会便寻求在用地上的突破,以提升其各项经济指标。从目前“两会”上透露出的地方政府发展目标而言,地方经济利益挑战土地管理底线将是“十二五”期间的主要矛盾之一。
另外,彭真怀提醒,从各省区市的具体表述来看,地方有用城市化代替城镇化之嫌,“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具体内涵却有很大不同。”在他看来,中央所提的城镇化,是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能够协调发展,而各地城市化的思路也很明确,就是要扩大城市的规模;“这种‘要地不要人’的城市化现象,显然与中央的初衷相背离,同时也与人类发展的趋势不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