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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任肖鸣政认为，初次分配以促进提高效率为主，适当拉开差距，但要保证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存。第二次分配以公平为原则，通过调节税收，如征收遗产税、房地产税来平衡差距。对高收入群体征收个人所得税，或鼓励他们多为社会捐赠，而对于低收入群体，可予以政府补贴、福利等保障性政策倾斜，通过对富人征税和向穷人补贴来达到均衡目标。
关于收入分配均衡化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副部长贡森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国家过度保障可能窒息地方、单位、社区、家庭和个人的自我努力，就会导致依赖心理甚至"养懒汉"。因此，基本保障需要精心设计、认真组织。”
据贡森分析，按照库兹涅茨对收入差距变动的分析框架，我国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有一个相同点，即工业化和城市化在初期导致和加剧了收入分配问题；同时我国有两个主要不同点，一是没有遗产税和完善的资本税，以减弱富人的资本积累速度，二是民主政治体制还在建设完善中，还难以保证多元主体的参与和利益平衡。因此，在我国特定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下，要扭转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下降和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关键在于中长期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加快二元经济向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转移过程，以及建立健全税收和政治制度。既不能听任“完全的自由市场”自动修复，也不能寄希望于政府直接干预市场的初次分配。蔡志洲认为，在初次分配中，提高职工工资，势必增加投资者特别是企业的成本，如果工资涨幅太大，会影响企业投资积极性，有些企业主甚至可能撤出投资。因此，收入分配调整一定要把握好度，寻找一个合适的平衡点，原则上是逐步改善，首先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慢慢来，步子不要迈得太快。
蔡志洲对“十二五”规划关于收入分配调整的目标作了这样的预期：“国民收入与GDP增长速度基本保持同步，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要快于城市居民，低收入人群有基本保障，居民收入在增长，收入差距在缩小，到了"十三五"基本上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余斌认为，“十二五”期间调整收入分配可以从初次分配、二次分配以及政府支出结构三个环节入手，并通过多种可选择的途径来实施。初次分配环节，可选择减少企业营业盈余和政府生产税净额，相应增加劳动者报酬和居民财产性收入，调整不同部门和不同产业间不合理的劳动者报酬。二次分配可扩展社会保障范围，适当提高企业，特别是政府负担的水平；减少政府向国有企业的资本转移，增加向居民的经常转移；调整非生产税税制，增加对居民的直接货币性补贴。政府支出调整环节，主要是增加政府消费中的实物转移，增加公共服务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