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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安装Flash播放器再看农村。农业部最新调查发现，去年城乡收入差距从3.31∶1扩大到3.33∶1，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迄今尚未脱贫的农村人口仍高达4007万。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近来关于“收入倍增计划”的讨论成为中国上下关注的热点。
早在今年4月份，温家宝总理就在《求是》杂志上撰文，表示政府将通过加大税收调节、打破行业垄断、取缔非法收入和规范灰色收入等具体措施，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形”分配格局。而最近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也再次呼吁，应尽快出台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方案，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分配格局。
不少学者将本轮收入分配改革的整体思路概括为“提低、扩中、调高”六个字，即：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并且通过财税政策对高收入群体进行二次调节。其中，“提低”和“调高”更类似于手段，而“扩中”才是目标和归宿。
就国际经验来看，当一国人均GDP接近2000至3000美元时，通常会伴随着中产阶层或中等收入人群的显著扩张。相比之下，改革开放至今，国人生活物质条件确实得到较大改善；但中等收入者并未大量出现。由于片面强调效率、忽视公平，近年来中国收入分配不均和贫富差距已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依据一项独立调查，去年中国贫富收入之比为1：13。
“金字塔”型社会结构带来的最大危险，在于没有庞大的中产阶层作为缓冲带，贫富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往往激烈；而在“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中，中间阶层成为社会主流，能起稳定器的作用，同时政府对弱势群体的补贴负担也相对容易。北欧国家的实践证明，这样的社会结构是有利于社会稳定和持久繁荣的。
中国收入分配改革如今已步入了深水区，零敲碎打式的增量改革已没有多少余地，剩下的就是直面矛盾的核心：重新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但这又离不开一系列坚实的制度保障。例如，要实现所谓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首当其冲的两个重要文件就是《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和《工资条例》。
曾被国人寄予厚望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酝酿于2004年，并在2007年至2009年间先后举行了6次征求意见讨论会，至今仍“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据传仍停留在“修改阶段”；而要求职工工资增长与CPI挂钩、对垄断行业的高工资进行限制的《工资条例》同样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收入分配改革牵涉各方利益，是导致相关制度性保障一再难产的重要原因。
还需要强调的是，本文所说的收入，只是名义上的收入。所以，不能仅将“中等收入者”理解为一个纯粹的收入分配概念，它更应当是生活质量的体现。显然，不解决社保、医保和高房价这些根本的制度性问题，中国就不可能出现庞大的中等收入人群。基于这个现实，中国政府和央行与其花大力气去调控并不十分严重的通胀隐忧，不如考虑如何让国民收入分配变得更合理一些。因此，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围绕编制“十二五”规划纲开展的专题调研以及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方案的设计，国人怀着厚望。
(作者为宏观经济分析师 刘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