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日，8月份CPI、PPI等宏观经济数据相继公布。其中，PPI继续上升，高于市场预期，CPI则显著回落；投资增长比较稳健，略高于市场预期；出口增速较为平稳，而进口增速则出现大幅下滑，贸易顺差创历史新高。

　　受翘尾因素大幅下降的影响，8月份CPI回落至4.9%，低于市场预期的5.4%。近几个月CPI的放缓来自于基数效应(8月份翘尾因素大幅下降1.2个百分点)和食品价格的季节性回落(8月份食品环比下降0.4%)，但非食品通胀依然环比上涨0.1%，反映了能源价格调整的间接传导效应逐渐显现。此外，CPI中居住类房屋租金价格涨幅继续回落至3.5%，反映了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的疲弱。

　　PPI继续上升至10.1%。分项来看，8月份PPI再创新高，主要源于前期国内能源价格调整的逐渐传导以及煤价上涨，抵消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的影响。成品油中的汽油、柴油和煤油出厂价格进一步攀高，分别上涨33.7%、22.1%、36.1%；燃料动力类价格(包含电力)上涨30.9%；8月份原煤价格上涨38.3%。因此，尽管原油价格和钢材价格涨幅回落，但8月份原材料及动力购进价格继续维持高位，达到15.3%。值得注意的是，CPI与PPI倒挂进一步扩大，这将进一步挤压中下游企业利润。

    政策方面，我们判断短期内不会出现任何超过市场预期的政策放松。目前，有传闻政府近期推出大规模财政刺激方案以提振经济，或者立即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放松货币政策。然而，8月份投资、出口、消费等经济活动数据好于预期，进一步表明目前仍处于“双十经济”(经济增长10%，PPI上涨10%)，即便下半年GDP增速放缓，幅度也有限，不会跌至9%以下。政府没有必要在此时就推出财政刺激。政府对PPI的进一步攀升是否传导至CPI仍有担忧，货币政策短期内难以放松，价格性工具预计仍将“维稳”。

　　我们认为，通胀的回落为理顺能源价格提供了契机，中国切忌由于眼前大宗商品价格的周期性回落而推迟理顺能源价格。首先，经济转型亟须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上世纪60至70年代，经济增长迅速的日本、德国等国家采取了与墨西哥、阿根廷等国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日、德等如今的发达国家走上了低能耗经济发展道路，而墨西哥等国却采取补贴、价格管制等方式刺激需求。可见能源效率问题与国家经济增长关系之密切；其次，能源价格持续补贴未来难以为继。过去数年，中国的强劲需求带动了全球大宗商品以及石油价格高涨，尽管目前由于全球经济进入下降周期而有所回落，但随着更年轻的新兴市场的崛起，大宗商品价格可能被推至更高水平，届时中国将陷入更大的困境。因此中国应当不失时机地理顺能源价格，水、电以及成品油价格方面加快市场化进程，开征资源税，并辅以严格环保节能的法律条例和财政手段，从而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

　　中国还应加强社保投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以促进国内消费。中国家庭储蓄率高企、消费不足的原因之一在于社会保障缺乏，国家对于社保的投入远逊于其他国家。中国政府目前社保开支占GDP比重仅有1.4%，孱弱的社保规模增强了民众预防性储蓄动机，降低了消费信心。因此政府亟须加大对于社会保障和公共医疗、教育的财政支出，从中长期推动国内消费，改善经济结构。

　　针对近期政府提出的“一保一控”，市场似乎将目光局限于财政与货币政策是放松还是收紧。然而，这类需求管理政策的放松或是收紧相当于在供给曲线不变的情形下移动总需求曲线，难以取得增长与通胀的平衡：收紧———则通胀降低但经济下滑，放松———则经济提振而通胀上升，正如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的经历。在这一局面下，供给经济学更为有效：将总供给曲线外移，既解决了通胀，也提振了经济。美国总统里根在上世纪80年代上台后实施拉动供给的经济政策：放松行政管制，推行私有化，增加劳工市场灵活性，这使得美国工会成员大幅减少，单位劳动力成本增长从上世纪70年代的12%迅速下降至3%至4%并保持至今，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有效防止工资与物价的螺旋式上升，降低了美国此后的滞胀风险。但中国目前的劳动力市场情况与当时里根的政策形成鲜明对照，劳动力市场日趋刚性，单位劳动力成本已一改前几年的下降趋势，目前以每年5%的速度上升，这将使总供给曲线内移，滞胀风险增大。

　　中国不必将目光聚焦短期政策，而应当积极推进结构性改革。目前中国经济伴随全球周期进入调整阶段，政策难改周期，中国应当利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契机，推进制度改革。除上述价格改革、加强社保建设和增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等政策外，还应当进行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以加速城市化，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以促进创新。 (哈继铭 作者为本报专家组成员、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