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石问路

总结深圳的历次改革，杨龙芳说，“这些方案有的没有付诸实施，有的刚开始就宣告终止。但每个方案在历史的长河中都沉淀了一些成果。”

比如1985年的方案，当时并没有立即付诸实行，但是1992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市政府制定地方法律和法规的权力。

“深圳的改革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现象，难以总体推进。”杨龙芳说。

《纲要》提出，深圳要“学习香港、新加坡的经验，建立健全行政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适当分离又相互协调的运行机制”，“这其实是2003年‘行政三分’的翻版，如果说1988年的徐建方案和李灏方案是‘伤筋动骨’，现在的方案更多的是一种体制内的探索。”杨龙芳的观点与黄卫平不谋而合。

有意味的是，深圳在高调推出《纲要》后，很快又收缩回去。5月27日的一场座谈会，原本已通知媒体参加，但到了开会时又拒绝媒体采访。

6月中旬，本刊记者联系深圳市委宣传部，一位姓武的处长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们现在是只做不说，希望做出实绩再宣传。”

黄卫平分析，深圳高调公开改革方案，很可能是一种试探性的做法，“投石问路，看看外界的反应”。

“中国的前两次思想解放都遵循一个规律。先有民间酝酿，再有知识精英和干部精英推动，然后由最高领导人一锤定音。”黄卫平说。

政改观察点

论者指出，与经济改革相比，中国的政改要取得成功，必须得到中央更多的认可。“改革经常意味着突破现有政策甚至法律，也意味着风险，没有高层首肯，地方官员很难有勇气主动改革。”

杨龙芳也对深圳政改提出自己的建议，他说近期看差额选举市长“不大可能”，但不妨在现有的几个改革点之外增加新的改革点，形成立体的改革局面。比如在乡镇层面，让政府官员逐渐退出人大，“使政府成为一个真正的有限政府和受到根本监督的政府。”

“问题的实质是如何进行整体结构性改革，防止改革的碎片化。”杨龙芳说，碎片化的改革虽然也能取得一些成绩，但可能导致“改革动力下降”。

两份改革文件，《意见》已获通过，但内容更引人注目的《纲要》前途未卜。深圳政改，将成为这个特殊的年份观察中国政改的一个特别切入点。■记者舒泰峰/广东深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