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年货币政策面临挑战

2007年我国货币政策的出台频率和力度为历史罕见，但却没能达到预期效果，究其原因既有货币政策本身的缺陷与不足问题，也有许多因素超出货币政策影响范围的问题。

1、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够畅通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实际上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即金融领域和实体经济领域，中央银行、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微观经济主体层面上存在的诸多障碍导致了我国货币政策的低效。当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调整基础货币和市场利率时，首先改变的是金融领域的资金面和资金成本，然后影响商业银行的贷款行为和金融市场的融资条件，并通过它们的变动，最终影响到实体经济领域，即引起企业和居民资产结构的调整以及投资和消费的变化，从而改变整个社会的产出和价格。通常，一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该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效率的直接影响，而这种效率是特定的金融制度、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等共同作用的最终结果。一般认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通主要原因有：金融市场不健全，金融体制改革不到位，融资结构单一，公众预期不稳定，地方政府投融资行为存在诸多问题等。以上因素大都与我国转型经济共存，是经济体制改革不到位所带来的长期问题。

2、资本的可自由流动使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较大影响

由于经济全球化及资本的可自由流动，使得政府与货币政策的作用空间和强度受到很大约束。货币政策的制定实施必须考虑是否符合WTO的有关规则，以及外国政府、经济主体可能的应对措施，如果外国政府采取报复措施或者对冲措施，政策效应就会被削弱甚至适得其反。按照Mundell-Flemming模型，对于开放经济体而言，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我国巨额“双顺差”造成人民币的巨大升值压力，而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央行不得不干预外汇市场，买进美元、大量投放人民币，同时在利率政策的运用上，要考虑中美利差因素，这就对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造成较大影响。当前国内流动性总体偏多的直接原因来自国际收支持续顺差，间接原因则来源于人民币升值压力、储蓄率过高、消费率偏低等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经济结构性矛盾的外在表现，仅仅依靠对冲银行体系过多流动性以及加强信贷调控等并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流动性不断生成和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3、货币政策对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无能为力

保持物价稳定是货币政策的一项重要使命，但是通常它只对需求推动型通货膨胀能够进行较为有效的调控，对于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却无能为力。但是，从目前发展趋势看，未来我国成本型通货膨胀压力依然巨大：一是国际粮食供需趋紧，粮食价格进一步上行的可能依然存在。由于石化能源日趋紧缺，生物质能源受到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粮食作物被用于转化为生物质能源，导致世界性粮食供给总体偏紧。二是资源能源价格存在上涨压力。受各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油价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可能保持不断走高趋势。与此同时，为实现十七大提出的三个转变，理顺资源能源价格，使资源能源价格合理反映资源能源的稀缺程度、环境保护成本和市场供求关系，是未来我国改革的一个必然趋势，也是经济持续协调增长的必然要求。这一切意味着，明年资源能源价格依然将成为推动整体价格上行的重要因素。三是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央围绕着解决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提出了新的重大政策措施，其中加大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收入的比重是一个重要举措，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不可避免。

4、虚拟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货币供应量不再适合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我国从1996年开始将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迄今为止已经历时11年。但近几年来，M1和M2的增长率较大幅度地偏离了预定的调控目标。这实际上表明，货币供应量目标有效性降低，已到了该放弃的时候，其原因就在于虚拟经济的快速发展。

从国内看，国内针对丰富人民币计价资产品种不断增多、境内金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居民金融资产的选择具有了多样性和多变性。这种变化集中表现在，一是城市房地产市场价值从2001年底的17.4万亿元上升到2006年底的35.2万亿元，城市住房价值/GDP到2006年上升到168%；二是在2003年信贷资产/GDP达到最高峰的117%之后，2006年已经下降到107.6%；三是股票市值波动上升，2006年底股票流通市值/GDP达到43%；四是各种债券和其他金融产品规模上升，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占GDP的比例由1996年的9.5%上升到2006年的25.9%，基金规模在1998年到2006年间扩张了50倍。中国金融市场深化引起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化，越来越多的货币资产在金融体系内部循环，使得货币政策的传统数量目标失去可控的基础。近3年来，中国财富结构也在发生剧变，不仅在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的比重上发生革命性的结构变化，而且在实物与金融资产内部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