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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瑞典政府却拨出款项用于支持和培养儿童早期成长,这反映了在儿童出生前后大脑发育时期进行投入的重要性(参见图2)。在推出或实施大型国家计划时,需要特别注意四大因素:产前和产后护理;家长的教育和培训;收入情况;营养情况。正如第三章所述,儿童早期的大脑发育十分迅速,随后会趋于平缓。而公共社会服务领域的预算拨备则是儿童早期拨款最低,随后逐年增长(参见图1)。
对儿童早期成长进行有效干预将会受益匪浅,而维系裨益的最佳方式则是在儿童随后的发展阶段提供高品质教育。因而孤立地对儿童早期成长进行干预是远远不够的。只有为民众提供终生教育,并在民众的青少年、成年、甚至老年阶段提供充足的教育投资,才能确保人们充分发挥自身潜力。而政府在教育和职业培训方面的现行政策出现了关注点的偏差,过分强调认知技能,而忽略了社会技能、自我约束力、激励政策以及其他同样决定人生成败的“软技能”。
儿童(约7岁-8岁)的学习能力已基本定型,不同的家庭环境能造就不同的人生轨迹(图3)。儿童与父母及看护人之间的良好互动显得尤为重要。互动的程度(包括玩耍、言语沟通、面部表情以及身体接触)会影响儿童日后的行为、认知能力及情感发展。这些关怀和照顾是无法用钱和市场价格来衡量的。
婴幼儿时期是人生成长的关键阶段。因此,在这一阶段投入时间、金钱及资源能够拓宽他们的人生选择、提升他们的能力并最终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可持续发展。但出生在贫困家庭的孩子却需要忍饥挨饿、缺乏关怀和照料、在学校表现平平、健康状况欠佳、也很难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而成年人对子女的投入实在太少,导致这些脆弱性世代延续。面对不断遭受冲击的家庭,像巴西的家庭补助金计划和墨西哥采取的“机会计划”等政策会减少儿童丧失入学机会或遭受营养不良的几率。
低收入和贫困家庭的父母和看护人需要付出更多时间工作,以满足家庭开支,因此他们不会有太多时间照料和关心子女。而条件较好的家庭通常有更多的资金和时间投入子女成长。这反映家庭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儿童早期成长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也说明,让儿童在早期成长阶段享受惠及全民的服务能够为孩子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