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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进行剧本创作？我不赞成的不能胡编，我拥护的也不能无限放大，所以必须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文艺观，既要正确地把握这段历史，又要善于艺术地再现这段历史。”王朝柱指出，用唯物史观审视历史，必须有详实的材料做基础。中国近代历史纷繁庞杂，国共之间，日本、美国、苏联与中国，关系十分复杂，为了把这些关系搞清楚，他倾全力阅读史书史料。在这个过程中，还必须排除某些创作思潮的干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比如现在有些专家主张，可以依据口述历史来判断历史的功过是非。王朝柱则认为，口述历史有很强的个人色彩，拿政治家的日记为例，他们是为修身，而非客观记录史实，所以把很多东西隐去不写，甚至进行特殊“加工”。
“把史学思维转化为艺术思维”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毕竟是艺术作品，我们必须把史学思维转化为艺术思维，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在所选取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载体上，进行艺术再创作。”话锋一转，王朝柱把我们从历史研究的领域带入了艺术创作的世界。在创作《长征》时，他对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个主要人物进行了深入的艺术分析。“从地域文化上看，毛泽东是湖南人，荆楚文化自古刚烈倔强；而周恩来是吴越文化培养长大的，坚韧柔和。长征恰恰表现了两个人物两种文化的巧妙糅合，所谓‘刚柔相济，始可有成’。其中一个细节我印象尤为深刻：长征路上，条件艰苦，大家身上都长了虱子。毛泽东火爆的性格不能忍受身上有一个虱子，甚至开会时就要宽衣解怀去‘追穷寇’。而周恩来则十分坚忍，从他身上抓出了163个虱子却不吭一声。两个人鲜明的个性差别给我提供了阔大的艺术创作空间，这就是选取典型事件来塑造典型人物。”
有了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还要选取适合的形式载体来展现。谈到这里，王朝柱又举了个例子。在一般人看来，长征就像《西游记》一样，遇到困难，打一仗解决困难，前进，再遇困难，如此循环。如果电视剧《长征》用这样的写法，就不好看了。而在音乐专业出身的王朝柱眼里，长征却像一个非常严整的四乐章交响乐。“首先是退出中央苏区，血战湘江，就像交响乐第一乐章———悲壮；之后，队伍该怎么办，中国的命运和每一个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大家都在思索，就是第二乐章———慢板；而遵义会议召开，大家找到了解决办法，心情豁然开朗，就像快板的第三乐章；队伍好不容易过了雪山，看到了希望，没想到又陷入大草地，差点全军覆没，这就是第四乐章，悲壮的情绪与第一乐章呼应；在艰难困苦中，仿佛一声悦耳的笛子响起，大会师把队伍带入了一片新天地，就是这首交响曲的尾声。有了起承转合，有了缓急，长征中那么多战役、事件和人物，该表现什么，略去什么，我就了然于胸啦！”
勇于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宏大叙事、史诗风格，在艺术实践探索中，王朝柱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不断走向成熟。然而，他的脚步并不止于此，我希望给同类题材创作提供新鲜经验，拓展新的思路。”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以前的文艺作品鲜有提及，王朝柱却以其对历史和政治的浓厚兴趣和高度敏感，勇敢地担当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之际，创作电视剧《周恩来在上海》，展现1927年南昌起义后到1931年撤往江西中央苏区期间，面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周恩来所进行的特殊战斗，为电视剧创作开创了一个崭新领域。
王朝柱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功劳不仅体现在对个别事件的展现上，更体现在对某些禁区的突破上。“共产党内部矛盾一直是这类创作的难点，然而在写长征时根本无法回避这个问题。我理解，当时大家都在探索中国革命，从这个角度出发，大胆描写各种矛盾，就能对历史基本给予还原。”自此，影视剧敢于表现中国共产党内部的矛盾、描写高层领导人之间不同见解的风气首开。
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管理司司长李京盛曾对王朝柱作出这样的评价：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中，很多人在从事这个事业，但是下力最大、功力最深、成果最显著的当属王朝柱。在他的作品当中，中国革命历史所有重要的人物、重要的历史阶段，没有遗漏。把他的个人作品排列开来，基本上就是中国革命历史的进程表。一个人能做成这么一件事，做出这么大的成绩，非常了不起，值得我们尊重和肯定。”得到观众的认可和业界的肯定，70多岁的王朝柱却依然谦虚“一路走来，我也看到了自己创作上的很多不足。比如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有些人物和事件还无法公诸于众。如果将来写，也许会更好。另一方面，文学毕竟是语言的艺术，而我是半路出家，在语言功力上尚有欠缺，这成为我毕生的遗憾。”(本报记者李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