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生命垂危

1976年元旦，已处于病危之中的周恩来，在似睡非睡中隐约地听到了电台的广播声，当他知道发表了毛主席的两首诗，他让身边人员赶快将《人民日报》找来。这天下午，大家仍然按习惯，在周恩来清醒时，若见到他精神还可以，便提醒他：是否要读《人民日报》主要版面的重要新闻。他就让读毛主席的“鸟儿问答”这首诗。当读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周恩来的嘴角绽出几丝笑纹，甚至可以听到隐隐的笑声。可是，膀胱癌和肠癌的剧痛很快又使他双唇紧抿。秘书收起诗词，他虽然疼得额上沁满汗珠，仍然坚持示意让秘书把诗词放在他的枕边。

元旦前夕，多年来给周恩来理发的朱师傅，又一次托人捎来口信，要为总理理一次发，干干净净过个年。周恩来不忍让朱师傅看到自己病重的模样而伤心流泪，始终不同意朱师傅到医院为他理发。

元旦过后，周恩来病情恶化，生命垂危，1月8日逝世。

邓小平苦撑危局

邓小平主持工作后，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指挥的“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用臭名昭著的“梁效”笔名炮制反革命舆论，写了大量所谓批判文章。其中直接诬陷邓小平的文章即达60多篇。

他们无中生有，诬蔑邓小平是“翻案”、“复辟”的“总根子”、“总代表”。“党内至今还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江青指示“北大、清华写作班子”编造了《邓小平言论摘录》，《邓小平是怎样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与机会主义头子言论对照》、《批判邓小平投降卖国路线参考材料》和评所谓的“三株大毒草”等十多种诬陷材料。其中仅《评三株大毒草》就印发了八千万册，散发全国。这些材料，把邓小平同古今中外二十多个反动派代表人物相类比，编造了上百条罪状。

对这种极其反常的情况，邓小平十分恼火，但又无可奈何。1975年12月30日下午，汪东兴打电话给邓小平，要他过目一下“两报一刊”的1976年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这篇社论中充满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对“促生产”却谈的很少。邓小平问：“谁搞的？前几天政治局讨论过的社论，为什么不用？政治局还要不要？”

汪东兴告诉他说：“这篇社论主席已经圈阅了。”

邓小平听了以后，放下电话，不言不语，陷入沉思中。(老年生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