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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 从隐逸到入世
关键词： 隐逸 新青年 青年杂志 陆军 终身的反对派———陈独秀评传 安徽俗话报
陈独秀（1879-1942）
原名庆同，字仲甫，号实庵。出生于安徽安庆，早年毕业于求是书院，1901年留学日本。1915年9月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及首任总书记，早期的主要领导人。
1911年前：自惜倾城姿，不及君颜色
“自惜倾城姿，不及君颜色。”这首诗写于陈独秀1907-1908年旅日期间，堪称他数年间的心事写照。
陈独秀的故乡安庆，是当年安徽乃至全国的军事重镇，也是革命党最活跃的地方之一。早在1904年，陈独秀便在此地创办了《安徽俗话报》（后迁至芜湖），宣传革命思想，次年更是组建了反清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可独秀如他，却与当时的其他革命会党甚不相得，各种史料都有蛛丝马迹可窥，印证他不太看得上兴中会、光复会等组织，几番倾轧后，他便于1907年远赴日本。
后人研究陈独秀的著作文献早已车载斗量，可1906到1911这五年间却罕有资料。那期间的陈独秀，未踏足政治、未醉心革命，甚至连他最拿手的政论文章都未发表过，倒是写了不少旧体诗，一抒胸中感愤。
开头那句“自惜倾城姿，不及君颜色”，就是以少女自况，感慨自己纵然倾国倾城，也不及大自然的壮丽，以此暗喻自身的渺小，过往的失意和革命的挫折。
1911年初：闭户弄朱弦，江湖万余里
“闭户弄朱弦，江湖万余里”，也是陈独秀沉寂期间的诗作，前半句沉溺于自身世界，恰似半晌贪欢，后半句则意境极远，不忘前尘与世事。
1911年初的陈独秀，正与高君曼新婚燕尔，如胶如漆。
他的第一任妻子是高晓岚，这是一场陈独秀最痛恨的包办婚姻。尽管对方家世显赫，但高晓岚本人却是个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式女子，二人在性格上极不相投。尽管结婚多年，又生下了陈延年、陈乔年和陈松年，却无法弥补感情的裂痕。至于陈独秀热衷的革命，更让高晓岚十分反感，认为夫君大逆不道，双方吵得不可开交。
这个时候，小姨子出现了———妻妹高君曼，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喜欢文学、见识广博，崇拜陈独秀。二人一见如故，借着借书等各种机会见面，终于一发不可收拾，从此形影不离。两家长辈认为此事比闹革命还更不可容忍，大大败坏门风，扬言不准二人踏进陈家大门。岳父高登科更是对高君曼进行打骂、罚跪，还为她择夫。但这一切都没有阻止他们———1910年二人携手去了杭州西子湖畔同居，进而于1911年初自行成婚，“徜徉于湖山之间，相得甚欢”，杭州的这段日子可能是陈独秀一生中最惬意的时光。
也是在1911年初，他找了一份工作———陆军小学堂的地理历史教员。他常去江南才子刘季平家中做客，进而又结识了沈士远、沈尹默和马一浮。
他们数人“时常作诗，互相观摩”，陈独秀还“总要每天写几张《说文》上篆字，始终如一”。如此闲适，加上美人相伴，自是惬意的，他在给挚友苏曼殊的信中这样写道：“仲现任陆军小学堂历史地理教员之务，虽用度不丰，然‘侵晨不报当关客，新得佳人字莫愁’。公其有诗贺我乎？”
得美眷相伴的狂喜，终是遮不住。
只是，在他写给苏曼殊的信中，还写道：“胸中感愤极多，作诗亦不少”———“闭户弄朱弦，江湖万余里”，寄情于美人友人和山水，虽可掩一时消沉，但陈独秀终究不是一个避世者，他在等待时代的召唤。
1911年10-11月：瘦马仰天鸣，壮心殊未已
“瘦马仰天鸣，壮心殊未已”，这是陈独秀在杭州时的诗作，显然，尽管“闭户弄朱弦”，但终是忘不了革命事业。
曾有人说，陈独秀的思想演变和阅历，能够大致上反映中国民主革命的曲折复杂与艰难困苦的状况。而他此前的沉寂和寄情于新妻，则大致反映了革命的低迷现状———尤其在1910-1911年这两年间，暗杀（尤其是暗杀满清能吏）成为革命党最重要的“革命手段”，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意味着革命党的群众基础松散。
可在这个当口，清政府祭出了昏招，八旗贵族的当权者希望从立宪派手中收回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如铁路），失去了立宪派的支持（保路运动就是其中一个后果）。这也使得偶然性极强的武昌起义成为了改变一切的导火索，此后的各省独立中，声望极高的立宪派参与了进来，起到了相对的主导作用，他们利用自己的声望与资源，规劝或利诱满清地方官员，使得大多数地方的独立兵不血刃，百姓并未受到过多的战乱滋扰。
浙江的光复便是如此，武昌首义后，浙江新军立刻响应，当地士绅积极配合，而杭州陆军小学堂，也成了当时革命党人的通讯联络机关。陈独秀精神一振，立刻投身革命宣传，写下多篇革命檄文四处张贴，其中一篇还特别交给了陆军小学队长周亚卫和新军排长高文蔚（均为光复会会员），由他们贴在城内鼓楼门侧，使得“省垣官吏闻之悚然”。
1911年11月5日，杭州光复。11月6日，浙江军政府成立。
几天后，也就是11月11日，陈独秀的故乡安徽也宣布独立了。回乡，成了陈独秀的新目标。
1911年12月：日拥千人观，不解与君语
武昌首义的枪声一起，全国各地就跳出了许多革命者———任何时代都不缺扎堆和投机的人，可在那纷纷杂杂的革命者中，慷慨激昂者虽众，却多半“不解与君语”，清醒者不多。
陈独秀则是清醒的，数年的隐忍也有厚积薄发之效。大家都在标榜自己“手造共和”之际，他却知道这只是开始，建设才是未来之重。
而且，安徽的形势并不乐观。
起先，当地士绅推举清廷安徽巡抚朱家宝为都督，但革命党反对，拥王天培为临时都督，朱家宝则阳奉阴违，最后革命党妥协，以朱家宝为正都督，王天培为副都督。此后，芜湖和合肥两地又相继成立军政府，大家各不相得，形势复杂。后来，革命党人为谋求全省统一，先后成立皖省维持统一机关处和安徽临时参事会，推举孙毓筠出任皖督。
此时，已是12月下旬。
陈独秀与孙毓筠有私交，浙江独立后，他前往上海，便是“从少侯游”（孙毓筠字少侯）。孙毓筠上任后立刻电召陈独秀前来相助。陈欣然前往，就任都督府秘书长。
据当时在都督府任科长的张啸岑回忆：孙毓筠是少爷出身，且耽于佛事，又爱抽大烟，所以不理政事，工作都交给了陈独秀。在此后短短四个月时间里，陈独秀的长处与弱点一一尽显———就如他的将来。
他很清醒，哪怕众人皆醉，但他又武断急躁，常与人口角，每逢开会，便成他的一言堂。终于，四个月后，因权力倾轧，他选择了离开。想来，他始终是“独秀”，那个“独”字固然卓尔不群，可伟大人物特有的孤独感，终如影随形。
本文撰写时参考了朱文华《终身的反对派———陈独秀评传》、吴根樑《辛亥革命前后的陈独秀》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