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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王 杰 杨新新
一、会党的兴起
会党的兴起说法各异，有学人认为兴于明末清初，乃明朝遗老为了恢复汉人的统治而创建，宗旨是“反清复明”。又一说法认为与清代社会矛盾的激化有关。事实上，会党在清代的兴起，既有“反清复明”的政治诉求，也与吏治腐败，官民冲突升级有关。近年有学者从“国家—社会”的研究视野出发，指出清代会党兴盛，因于清政府对基层社会控制不力。
清中叶以降，随着“摊丁入亩”和“永不加赋”政策的实施，人口膨胀，土地资源有限，农村日趋凋敝，城镇商业步履维艰，加之吏治的败坏以及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国经济雪上加霜。沿江、沿海、通商口岸区域，受国外经济的冲击，交通运输业、手工业、农村经济衰败，无业人口骤增。破产劳动者、无业游民为生计所迫，集结流入会党。
至19世纪60年代，太平军战败后，清廷控制下的数以十万计的被裁兵勇解甲不愿归农，绝大部分人沦落为无家可归、无业可就的游民。哥老会“出营离散之后，贫困而遇同会，可周衣食”的口号为他们提供了委身之所，于是他们与各地原有游民相勾串，结盟立会，散票取钱，造成了哥老会组织的遍地滋生。时人指出:“军兴以来，原气未复，民无恒业，生计日艰。四万万人,强半惰游，其不肖者流于匪徒……该会匪等或以游民，或以散勇，乌合朋奸，总之皆无业之故耳”。
此外，清朝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不力，也是会党兴起的另一大诱因。保甲制是帝制时期政府在基层社会施行的一种严密控制体系。随着清中叶天地会等的兴起，清查会党便成为保甲的一项重要任务。各级官员多次申饬加强保甲建设、防范会党的越轨行为。
然而到咸同之际，面对突起的民变，朝廷难以提供有效的社会控制力量，导致保甲制度名存实亡。士绅阶层则逐渐成为控制基层社会的真正力量。朝廷为了清理会党，不得不谋求与地方士绅权力，由此形成空前的“绅权大张”。不过国家对地方士绅并非全然信任，在鼓励地方兴办民团的同时，却在民团编制、经费以及枪械的购买等方面用严格的措施加以控制，引起士绅的不满。
随着西学东渐，传统社会结构解体，城乡社会发展严重失衡，士绅的凝聚力及地位大不如前，也逐渐失去了对地方社会的控力。始于十九世纪中叶，富有的士绅和地主迫于灾荒、战乱，纷纷流向城市，造成乡绅、士绅质量的蜕化，豪强恶霸、痞子一类边缘人物开始占据底层权力的中心。
更为严重的是，地方士绅为求自保主动加入会党，甚至与会党、盗匪沆瀣一气，时论指责乡局之设，初原以乡团等名，借为弭盗之计，而不知久之未有不从而庇盗者。乡局之绅士愈大，即乡中之盗贼愈恣，其在蛇鼠一窝，买赃庇匪，公然以乡局为发财之地。而那些与官方合作的士绅，则有性命之虞。社会基层政权由此发生严重蜕变。基层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和激化，日渐无序和骚乱。这为会党的反政府活动打开又一缺口。
二、会党的政治取向
学界认为，辛亥革命时期会党所以能与革命党人结合，是由于“反清复明”的口号与革命党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旨宗有共同语言。从现存的文献来看，天地会及其支派“反清复明”的宗旨，自乾隆后期已渐模糊，到辛亥革命时期，绝大多数会众已没有反清复明思想，会党成了生活上互助互济的秘密团体。但这不是说，会党兴起之初毫无任何政治动机。
会党的“开山始祖”，可以上溯到清初的天地会。天地会为奉行“反清复明”宗旨的秘密结社，有强烈的政治色彩。随着南明抗清政权次第覆灭和东南沿海反清运动日趋沉寂，备受皇朝打压的天地会本支秘密转移，分支增多而宗旨日晦。乾隆中叶，福建潭浦县僧洪二和尚复兴天地会时，最有恢复反清复明宗旨之意，但因怕遭清政府高压，只得化为隐语、联缀成诗，授之党徒，以冀流传。
随着入会者成份日益滥杂，目的各异，久之，“反清复明”的政治色彩日薄，而互助互济特色日增。嘉道年以降，天地会原有宗旨却并未因此完全复苏。当然也有一部份人，在反清起义中揭旗“反清复明”，另一部分人则背道而驰，反转投清军。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各地民变中虽多有会党参与，但以反清复明为号的会党起义并不多见。因为无业游民构成了会党的主力，到清末时期，会党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匪化”趋势。
会党何以反清复明宗旨日晦、政治色彩日削，甚至与流寇盗匪无二？这与清王朝统一大业渐次完成、政权日趋巩固，以及会党成份日见溢杂等因素直接相关。清代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奠定了统一大业。对内政策也屡经调整，逐步改变入关初期的种族高压手段，以怀柔政策进行国家社会整合。到乾隆朝中叶，王朝国力达于鼎盛，社会整合基本完成。原先以反清复明为职志的秘密结社，自然日益失去它激荡人心的魅力。而民生日艰，入会者良莠不齐，互济互助以求得生存，也就成了会众在会吃会的第一要义。
三、革命党人对会党的改造与动员
有人指出，会党“本来不过是站在汉族立场上反对所谓‘异族压迫’的秘密团体”，其狭窄的“排满革命”的单纯民族意识根深蒂固，对革命纲领一知半解，只能按自己的理解和感觉来参加革命，组织涣散，是“一种落后的、并不犀利的工具”。另有学者表示革命党人找不出更为行之有效的办法发动会党，因而只是借现成的会党势力为己用，而没有进行艰苦的改造，以克服会党的弱点，这样建立起来的群众基础是极不稳定的。上述看法尽管并非无据，然其不足之处在于忽略了革命党人对会党改造的诉求与努力。
早在一九○五年二月，孙中山就向旅比留学生提出要他们参与会党改造计划，以为会党宗旨本在反清复明，只是到了后来，其宗旨渐渐不太明朗，革命党的责任应该揭示会党反清复明的政治诉求，大加张扬，并对会党的内部规则及仪式等给予适当改造。
在孙中山领导发动的历次会党起义中，从未间断过对会党的改造：联合会党组成统一的革命组织，亲自加入会党，改造会党会章以及吸收会党首领加入革命组织等等。在孙中山看来会党本是民族主义的遗产，所以教同志们赶紧去加以整理与指导，充分结集会党这一反清力量参加革命派的反清革命。一些革命志士的看法也与此相近，如党人余永生、陈涌波以为革命运动，首在得众，洪门宗旨，不外反清，与同盟会的主张并没有太大差异，应该主动联络，壮大实力，共同进行。
从会党方面说，受革命党人的宣传教育，确也接受过革命党的部分纲领。以广东会党为例，一九○七年九月，王和顺在广东防城起义，其《告粤省同胞文》就明示，及从孙中山游，得与闻治国大本，始知民族主义虽足以复国，未足以强国，必兼树国民主义，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根本，扫除专制不平之政治，建立民主立宪之政体，行土地国有之制度，使四万万人无一不得其所。可见，王氏明显受到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影响。
但他们不愿放弃山头，尤重江湖义气，即使在与革命党合作组成联合体后，也住往以小山头利益为转移，或不听调遣、自行其是，或任意脱离、依然故我，或与其它革命团体不合。所以经过革命党人动员改造后的会党并没有像平山周所说的那样，“三合会其家目始不过反清复明，自孙逸仙变化其思想，至易而为近世之革命党”，“三合会化为革命党，哥老会亦复为革命党，于是全国各省之会党，悉统一而为革命党焉”。
会党并没有因接受了革命党人的反清宗旨而触化了它固有的江湖义气、山头主义和帝王思想，也没有改变其固有的宗教色彩、礼教色彩和互助共济色彩。革命党人缺乏强大的思想武器，无法真正肩负起改造会党的责任。会党则因其组织惰性，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有根本改变。
四、会党与辛亥革命
由于革命党人的艰苦努力，不少会党的山堂成了革命派得以依靠的反清力量。海外华人华侨结成的会党对革命的贡献也不可小视，孙中山就曾于一九○四年在檀香山加入洪门，被封为“洪棍”。有人指出“国父当年创组兴中会，系赖檀香山洪门前辈之支持”，“没有洪门，就没有兴中会”。可以说，没有会党的支持、参加，辛亥革命很难迅速取得全国性的胜利。武昌起义后，长江以南绝大多数省份和地区的光复，都得益于会党的积极参与。革命党人的艰苦运动取得了应有的成果，会党在其历史上也留下生辉的一页。
概言之，清季时期，会党“反清复明”的宗旨虽然在淡化，仍依旧为官方所不容；到一九一一年满清皇胄“铁路国有化”和“皇族内阁”政策出台之前，对较之激进式的暴力革命，各方政治势力还基本认可渐变式的政治改良。是故，革命党人惟有利用和发动会党，以达成武装反清事举。
有一点要特别指出的是，海外华侨中会党的成分很高，孙中山领导的西南边陲的所有武装反清起义，从筹饷、购、输军械到组织人员投身起义，都得到华侨的倾力支持，这其中包涵着会党的巨大贡献。
以广东为例，辛亥年间广州光复，若无“十万民军”围城，李准、张鸣岐等人对革命态度发生转变，或未可知也。更为重要的是，清末“广东之兵，而私会亦居其半，且有居其八九者”，新军中的会党分子更是尤其活跃，共进会中有人称清末凡常备军巡防营以及警察新军各色人等，若属于各党各派分子方好立脚，如两广军队内的三点三合会；长江上下的哥老会；四川的袍哥孝义会；山东、陕西的八卦大刀会；河南、河北的红枪天地会等，军队兵士均是此类分子居多。广东社会，非但“会党、盗匪一家”难分彼此，就连政府军队与会党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知革命党人断难小视会党势力。
也因此，革命党人似乎对会党并未全然认同。一九一八年蔡元培、张蔚西拟仿照鉴外纪，从清代秘密会党活动始，至南京临时政府取消日止，编写一本《国史前编》，致函孙中山征求意见，孙复示以为以清世秘密诸党会，皆缘起于明末遗民，其主旨在覆清扶明，故民族之主义虽甚普及，而内部组织，仍为专制，阶级甚严，于共和原理，民权主义，皆概乎未有所闻，故于共和革命，关系实践，似宜另编为秘密会党史，而不以杂厕民国史中。强调会党于共和原理，民权主义，皆概乎未有所闻，而将之打入另册，人我之别清晰可见。会党成员在革命成功后已感受了党人对他们的排挤，泊夫大功克奏，事外虚张之辈反握重权。对于绅商学界优礼宠遇；独于与满运相始终，坚忍痛苦、百折不挠之洪门兄弟，则无人齿及，而且加以嫉视。
孙中山此时之表态，并非“数典忘祖”，可能与“后革命时代”会党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有关。还以广东为例，英国学者贝思飞（Phil Billingsley）曾指出，广东的土匪活动随着一九一一年战争行动的终结而直线上升，后来，被招来与国民党共同作战的民军中有许多人重新被迫参加土匪活动。这一点正像时人所论，广东未独立之先，起义者不能不联络绿林豪客以助声威，一旦得手，又无善法以驾驭之，始虽有民团总局之设，而各统领意见不一，旋被裁撤矣。继又有军团协会之设，而各统领皆处于平等地位，以是为联络声气则可，以是为统一军政则不可。以故省内民军，能守权限、明大义者虽不乏人，而多半出自绿林，任性肆为，不受节制。激之恐生乱，听之则病民，遂酿成尾大不掉之险象，此大都督之实权所以不能行使者。
以外，民国肇造，革命军政府成立以后，财政经费捉襟见肘，无力供养庞大的军队，大批参加革命的会众得不到妥善安置，也是引发会党与革命人决裂的另一大诱因。客观的讲，革命党人的这一做法似有落井下石的嫌疑。不过，更应注意到的是，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水平还不足以解决数量众多失业游民的生计。会党的固有弱点在民国初年纷乱的条件下暴露出来，使新政权面临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极大地破坏了革命政权在民众心目中的威信。在这种形势下，取缔公口码头，镇压会匪暴乱，成了新政权的迫切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