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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沣(1883~1951)
清末摄政王,光绪帝胞弟,末代皇帝溥仪生父。光绪十六年(1890)袭王爵,成为第二代醇亲王。因义和团运动中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被杀,他于1901年被委派充任头等专使大臣赴德国道歉谢罪。光绪三十四年(1908)任军机大臣。同年11月其子溥仪入承大统,载沣任监国摄政王。次年代理陆海军大元帅。因此,在清朝的最后三年中(1909~ 1911),他是中国实际的统治者。辛亥革命爆发后,载沣选择了皇帝“逊位”,和平地交出政权。
1911年的爱新觉罗·载沣,命运变幻,真可以说得上是“冰火两重天”。头几年,这位年轻的清朝最高领导人、末代皇帝溥仪的生父、摄政王,不但把劲敌袁世凯“辞退”了,甚至也把自己的头像印上了大清银行的票子。不料却在1911年的3月遇到刺客刺杀。好在安然无事,直到5月,为了颜面,他推出皇族内阁。半年后,武昌的枪声响起,大清将亡,他不得不下罪己诏,违心地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旧梦繁华,年轻的摄政王只能拱手请袁回来收拾残局。
“新手上路”搞政治
载沣相貌堂堂,当年出入宫廷的美国医生曾这样描述:“他缄默少语,相貌清秀,眼睛明亮,嘴唇坚毅,腰板笔挺,虽不及中等身材,但浑身透露着高贵。”载沣曾出使过欧洲,携带“布鲁厄姆”欧式马车回国,并自购地球仪、天文望远镜等科学仪器,在这位亲王的日记中,经常出现哈雷彗星、五星连珠、日食月食的记载,这些大多出自他的观测。这位摄政王首先使用汽车、电话、剪辫子,也是第一个穿西服的王公,一直被视为晚清的新派人物。
他接手这个国家时,大厦将倾,内廷宗室矛盾,朝堂朋党纷争,外部列强凌辱。尤其是已开民智的地方诸侯和地方代表,天天叫嚷“立宪”、“速开国会”,请愿代表有的断指血书,有的要到北京“自焚”,真是闹得天翻地覆。到1911年,已是第三次请愿“开国会”了,有的代表们已经开始直接叫板,发出了这样的口号 “如不速开国会,汉唐元明末造之祸,必将复见于今日”。
你说载沣能怎么办?治理国家,他是真正的“新手上路”。从被超拔为摄政王后,他每日临朝听政,频繁召见臣工。一切奏章,他都要亲自批阅,还仿照雍正皇帝,在所有奏折上勤加朱批。可惜他太年轻,才能、资源和圈子都非常有限,管理的是“父子政权”(名义上是替儿子管理国家),可用的只能是“兄弟班底”。他上任来了“三把火”,分别是,一,“辞退”袁世凯,防止坐大。二,集权变本加厉。代皇帝亲任全国陆海军大元帅,派出六弟载洵和七弟载涛,分任海军大臣和管理军咨处大臣。三,对开国会、求宪政的民意,一推再推。
5月8日,清政府颁布《新订内阁官制》,裁撤军机处,改设责任内阁,下置外务、民政、度支﹑学、陆军﹑海军、农工商、邮传、法、理藩等10部。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徐世昌、那桐为协理大臣,善耆、载泽、载洵、荫昌、溥伦、寿耆、梁敦彦、唐景崇、盛宣怀等为各部大臣。国务大臣共13名,其中满族占7名,汉族4名,蒙古1名,汉军旗1名,而满族中皇族又占5名。军政大权为皇室贵族掌握,故称“皇族内阁”。
对“皇族内阁”的出台,立宪派的梁启超都愤懑至极,“诚能并力以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一切可迎刃而解。”它的成立,表明清廷无意立宪,只是借“立宪”之名集权皇族,这一事件直接导致反清革命。
用袁与不用袁的两难
载沣内心最怕的还是袁世凯。光绪皇帝是自己的亲兄弟,1908年光绪突然去世,社会上普遍流传的是袁世凯暗杀阴谋。袁世凯的军队势力充满了整个朝廷,载沣恨死了袁世凯。甚至摄政王家里的小孩,包括溥杰等,“看到袁世凯的相片,都会去剜他的眼睛”。
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大清顿时失去控制,形势恰如时任皇族内阁协理大臣的满人才子那桐所言:“大势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复亡尚希稍迟,或可不亡。”地方大员、各国、商团等不断发电醇亲王载沣,劝早日宣布共和。12月6日,载沣辞去监国摄政王职位。12月30日载沣下了罪己诏,解散了皇族内阁。次日,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负责全权组阁。海外华侨、留学生和国内舆论界认为“袁世凯资格,适于总统”,主张争取袁世凯反正,推举其为第一任大总统。
次年的2月12日,也就是宣统三年的十二月二十五,隆裕太后以宣统皇帝的名义正式颁发了退位诏书,清帝逊位。268年历史的清朝,入关后从摄政王多尔衮定都燕京开基,最后也以摄政王载沣的退位而结束,冥冥中似是天数。“从此回家抱孩子”
卸任的监国摄政王载沣,以醇亲王的名义退归藩邸,结束了他备受煎熬、同时也是一事无成的三年当国生涯。溥杰在《父亲醇亲王载沣》中这样描述载沣的性格:我父亲虽然成了国家拥有最高权力的人,可是他是个老实人,也和我祖父一样,都是把权力看得较淡。
父亲喜欢读书,各种书报杂志都看,经常读的是史书,尤其是《资治通鉴》。晚年自号“书癖”,他有方图章,刻的是“书癖”两字;也爱看戏,喜欢看杨小楼、梅兰芳、谭鑫培等人的戏。载沣在读书中自娱自乐,有感而发写过这样一副对联:“有书有富贵,无事小神仙”。
载沣一辈子坚持用满文写日记。李文达在帮助溥仪写作《我的前半生》时,曾参考了日记中的不少记述。载沣日记写得简略枯燥,少有趣味。像孙文来访这样重要的事情,在他的笔下也不过三言两语。1912年9月,孙中山曾访载沣,慰勉他和平交权,次日,载沣回访孙中山,孙文题照相赠予他,载沣回答说:“我拥护民国,大势所趋,感谢民国政府对我们的照顾。”
胞弟载涛评价载沣:“遇争优柔寡断”,“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在晚清的亲王中,他的家世,最为显赫,祖父是皇帝,兄弟是皇帝,儿子还是皇帝。遥想三年前的1908年,他25岁,英姿勃发,抱着3岁的儿子宣统登上皇位,宣统吓哭了,他说的是:“不哭,不哭,快完了,快完了!”三年后,宣统逊位,他从宫里回到家中,对家里人说:“从此好了,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全然不顾哭哭啼啼的老婆孩子。三年前,他抱的是溥仪,三年后他要抱的是溥杰。溥杰、溥仪,这是他两个最有名的儿子。
载沣赦免了汪精卫那样的欲取他性命的刺客,在改朝换代之际,甘于被人误以为是“窝囊”。从帝国权力的巅峰,到“回家抱孩子”过平常生活,1911年的载沣经过了最有戏剧性的一年,从此洒脱,甘心过百姓的日子。1915年,袁世凯复辟,载沣说了两字评语“胡闹”,83天后,袁世凯一命呜呼,那一天,载沣洒酒祭奠起二哥光绪皇帝,说:“天地公道,人心公道,袁贼逆天,已遭报应。”1917年,张勋复辟,载沣还是两字评语:“胡闹”,十二天后,帝梦成空。
(本文参考喻大华《末代皇帝》、朱宗震《真假共和》、《最后的皇族》和雪珥作品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