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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11月11日电 十八届三中全会进入倒数第二天,中国的“改革大菜”即将出炉,有分析把中国的改革关口定位在三点:“政府与市场”关、“发展与转型”关与“公平与正义”关。境外华文媒体有分析指出,这些改革方向有望列入中国未来10年蓝图的“全面发展新阶段”。那么如果“闯关”成功,则会为中国带来三个“机遇”:契机、转机和商机。
中国改革的契机:摆正政府定位
台湾《经济日报》指出,目前对这次会议最高评价,当是改革的重新起步。但是,真正的改革,从来不是设计出来的。所以只要门一开,动将起来,怎么动是大家的事,这就是改革的契机。
台湾《旺报》指出,这次会议将“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这将严重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核心利益,且这“集团”的边界很难界定。是一般民众又羡又恨的国有行业吗?这集团包含地方政府吗?
美国《星岛日报》指出,过往中央有受制于官僚体系积弊,在政令传递与底层信息回馈方面出现“肠梗阻”现象,以致无法“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因素,同时也存在既得利益集团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干扰或阻挠中央政策的制定与推行的事实。
美国《侨报》指出,李克强就任国务院总理后第一次面对记者时就意味深长地说:“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而中国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将这种难度说得更加具体:“在诸多利益群体中,最硬的一块骨头无疑是政府部门,固化的既得利益往往和政府部门自身的利益相关联。”
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一段时间以来,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律化,造就了一批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它们成为进一步改革的最大障碍。如果进行相关改革,就不可避免地要损害一些既得利益者或者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因此,有些人就会消极对待改革,甚至自觉或不自觉地通过各种方式来阻碍改革。
香港《明报》指出,如果说35年前中国开启的改革开放,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的话,今天习李的全面深化改革,主要针对的应是分配与权力,而对权力的改革,近期看可以政府行政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首先,政府职能转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前提。
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改革突破口可以归结于:打造法治政府、有限政府,改变地方政府作为经营主体的性质。从官方近一年来释出的信号看,实现政府职能转变,也是本届政府的主要改革思路,这表现在政府不断要求减少审批。
中国经济的转机:转变发展方式
美国《侨报》援引分析指出,如果说这次会议有一个压倒一切的主题,那就是为了使经济发展模式实现必要的转变。
台湾《经济日报》指出,危机带来转机。中国经济有很多根深蒂固的毛病,形成了30年的“唯GDP论”,中国经济诸多问题均源于此。而中共三中全会,将因应化解危机而来一系列观念转变,由之带出“发展方式的转变”,这就是中国经济最大的转机。
美国《世界日报》指出,大陆过去30余年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廉价出口和煤炭等廉价资源促进增长,但随着工资增加、全球经济萎靡,公众对环境和污染关切日益增高,总体经济战略亟需重新审视调整;数十年飞速增长积累的经济和社会失衡、矛盾扩大,也使领导层无处可避,须以实际行动从根本上纾缓日增的压力。
《旺报》文章说,过去被奉为经济成长硬道理、政绩排名神主牌的GDP,如今成为各界检讨反思的对象,这个现象并不是要扬弃GDP,而是大陆高层已开始正视经济发展所具有的多面向特性,显然大陆未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即将由“量变”进阶到“质变”的层次了。
中国民众的“商机”:惠民生为经济发展添动力
台湾《经济日报》指出,近来养老金改革成为社会争论焦点,更多争论是财富分配不公引发的贫富差距问题,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实现公平正义,是发展的活力泉源与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也是大陆在社会转型期必须跨过的关口。
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在改革开放之初,改革是在做“加法”,每一社会群体,或者说绝大多数的社会群体,都是改革的受益者。后来,随着改革的向前推进,有的受益大,有的受益少,甚至有些社会群体为改革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样,改革就不可能都是做“加法”了,要进行利益调整和权力再分配。
台湾“中央社”指出,虽说中共历年三中全会多次聚焦经济,但今年聚焦经济,并非以经济快速成长为目的。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唐永红指出,大陆经济成长率不可能长期以10%以上的速度高速成长,如今,一方面要提高内需,另一方面是透过引进外资,带来竞争,提供成长动力,但重点围绕在“和谐社会”。唐永红指出,大陆想拉动内需,效果不彰很大的原因是贫富不均。
香港《大公报》援引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主任龚维斌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社会建设却相对滞后。如果长期忽视发展民生事业,或者只重视少数人而忽视普通民众的民生改善,经济发展就会缺乏动力和稳定的社会基础。
香港《南华早报》中文网指出,由于全球经济依然低迷,除投资外并无其他需求能够消化产能。中国为消化过剩产能,制造出投资需求,导致产能更加过剩。但中国之后应能进入另一轮增长周期,中国居民消费水平目前只相当于西方国家的一成。因此,合理的做法是政府提高居民收入、支持消费,由此逐步消化过剩产能。在经济调整的过程中,家庭收入则会增加,民众购买力就能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