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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安装Flash播放器消费主导型增长
“十二五”规划中，消费将被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大驱动力。这意味着，在GDP指标放缓的同时，消费率即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将明显提高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刘琳
在中国经济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4万亿财政刺激的强力拉动以及地方政府大兴土木的投资热潮后，如何从中长期减轻经济增长的出口依赖症和投资发热症，成为“十二五”规划的题中应有之义。经济持续发展的内生性需求，使得居民消费这块蛋糕的增长在未来五年颇有令人想象的空间。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获悉，拟定中的“十二五”规划，考虑首次把居民消费率纳入指标体系中。
“做大消费蛋糕的最大挑战来自于经济增长模式的路径依赖。”这是参与制定及建议“十二五”规划的政府官员与专家传递给《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的共识。
促进消费对国人而言并不是新鲜词汇，“十一五”期间便已提上日程，并定位为与投资平起平坐的经济撬动杠杆。但“量的增长容易保证，质的调整却困难重重”，这成为“十一五”期间投资与消费目标的执行现状。
消费主导型路线凸显
“消费主导型经济增长的思路，将会浮出水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分析认为。
促进消费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十一五”规划中的重要内容。“十一五”规划纲要曾指出，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是“十一五”期间对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的角色定位。
农业银行高级经济学家何志成认为，“在路径依赖的作用下，很容易延续过去依靠外需和投资的老模式。”
“虽然中国居民的消费总量在持续增长，但多年来消费率却在持续下降。”刘元春表示，这一指标已从1978年的62.1%下降到2008年的48.6%，平均每年下滑0.44个百分点。由于政府消费一直保持平稳，这一数据意味着——更能真实反映民众消费能力的居民消费率，下降更为严重，已从1978年的48.4%下降到2008年的35.3%，缩水幅度接近30%。2009年中国投资率上升到改革以来的最高水平，而消费率则下降到最低水平。
未来五年，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定位将更加明确。
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坚持扩大内需战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调整优化投资结构，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局面。“三驾马车”中，消费拉动首次居首。
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十二五”规划将考虑把居民消费率设置为未来五年经济工作的预期性指标，作为促进结构调整的重要抓手。对此，中国社科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对记者表示，居民消费率在“十二五”期间的最低要求，应该是“回归历史，也就是最起码达到1995年以前大约45%的水平。”
治本之策
“十一五”期间尤其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政府促进消费的政策多为“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等，尚未触及导致消费率低迷的内核。
“一谈到消费上不去，人们总爱说中国人没钱。实际上，这不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失调，是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带来的后果。”何志成说。
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为记者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目前中国城市居民的边际消费率平均为70%，也就是收入每多增加10元，城市居民平均将消费7元。这一指标在农村居民中为80%。而在中国10%的最低收入者中，边际消费率则高达90%。但在收入最高的10%人群中，边际消费率不定，表现出很大的个体波动。“这意味着，中国消费率稳定在低位的主要原因，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速度较慢。”李迅雷说。
对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员对记者表示：“居民消费是每个微观个体的自主行为，而且是市场化程度很强的行为，因此政府难以对消费率产生直接的干预。真正的可为之处，在于通过调节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从源头入手，达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
这位即将前往上海参加“十二五”收入分配改革和社会保障内部讨论会的官员对记者表示，收入分配改革将通过初次分配中的工资增长机制调整，实现国民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同时，将通过二次分配中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缓解人们消费的后顾之忧。
据记者此前了解，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以及与一线工人收入分配息息相关的工资条例，将在“十二五”期间发挥重要作用。“提低”与“控高”，是本轮收入分配改革主要关注点。
但是，“提低”与“控高”的道路并不好走，将呈现循序渐进的特征。上述人保部官员表示，“提低”的对象大部分集中于劳动密集型的民营企业，最低工资水平以上的薪酬水平属于市场定价，地方政府难以直接发挥作用，必须从制度建设入手。“当前的主要思路，是逐步建立工资集体协商机制。”他表示，“形成政府、企业和劳动者的三方协调机制，这在未来五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控高”则面临更为复杂的利益博弈。由于“控高”对象大多集中在国有垄断企业，因此如何提高国有企业向财政和社保基金的红利支付比例，成为政策博弈的焦点。
在一份“十一五”期间由某能源类大型垄断央企提交给人保部的《工资条例》反馈意见稿中，记者看到，该企业表示，由于国有企业承担了比其他类型经济主体更重的经济责任与社会责任，并且国内企业高管收入与国外同类企业相比尚有差距，因此应该适当考虑高管薪酬水平与国际接轨。
“各部门各有立场，这可以理解，但是这样的建议显然不能达成。而这种类型的推手与博弈在未来五年也将继续。”上述官员指出。他进一步表示，约束国有垄断部门收入在分配格局中的过快增长，在“十二五”规划中会体现出来。目前希望和努力的，是能够进一步将约束的程度和方式以更具体的方式呈现。
面临考核难
在社会保障体系层面，《社会保险法》将于“十二五”期间出台并落实，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与逐步缩小不同群体的社保待遇差距，是未来五年的工作重心。
同时，“十二五”规划将对各项社保政策设置较为明确的落实指标。人保部保险所所长何平近期公开表示，“一卡通”是“十二五”期间的一个“硬指标”，涵盖了养老、医疗、失业、生育等各项社保信息的社保卡，将在5年后覆盖8亿人群。
据悉，城市养老保险的覆盖率，新农保、新农合参保率等，也将在“十二五”规划中设置较为明确的指标约束，“大部分指标定在什么水平，目前仍在各司的研究过程中，尚未形成最终的上报意见。”上述官员表示。
“十一五”期间，提振消费的政策效果之所以不明显，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缺乏对地方政府有效的激励机制。现有政绩考核模式下，地方政府没有足够动力将促进消费摆在经济政策的最重要位置。“如果消费成为‘十二五’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那么如何考核政策效果，将成为政策落实中的重要问题。”李迅雷认为。
刘元春指出，如果单纯的以年度收官时GDP中消费所占比重来衡量，那么很有可能面临促进消费“流于纸面”的风险。“到时候一个好看的消费数据，是否能够反映地方上的真实情况，必须要多想一下。”刘元春说。
而在上述人保部官员看来，更好的考核办法仍然应从“源头”入手，也就是各级政府在收入分配改革和完善社保体系上做了多少功课；而下游的问题则大可交给市场，消费率则会遵循市场规律自然上升。
一个比较理想的指标，是各级政府每年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占全年财政总支出的比例，这有可能成为一项约束性指标在“十二五”规划中体现。
上述官员表示，从社保工作的角度看，这一指标的设立大有裨益，这将保证社保覆盖工作有更多资金支持，并受到社会监督。以刚试点不久的新农保为例，目前做到的是试点地区政府能够参与，但地方上是不是应该拿更多资金来投入这件事，人保部门很难提出实质性的要求。
但他同时说：“这一指标一旦成行，将给各级财政部门带来较大压力，因此目前遇到了较为激烈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