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外管局谈2015年一季度外汇收支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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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凯红: 今天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各位。
管涛: 谢谢你的问题。3月31日，李克强总理接受英国《金融时报》的采访，专门谈了人民币汇率问题，主要讲了三个方面：第一，现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双向波动，主要是因为美元走强造成的；第二，从中国方面来讲不希望看到人民币继续贬值，这可能会影响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第三，中国希望各主要经济体加强宏观政策协调，避免货币竞相贬值。
路透社记者: 请问对人民币汇率走势怎么看？目前，中国一方面面临资本流出的压力，另一方面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不断升值，这对中国出口和宏观经济会不会有影响？
管涛: 关于第二个问题，一是现在人民币汇率只是双向波动，并没有出现趋势性的调整。尽管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双向波动，但总体调整幅度有限，而且人民币对其他货币总体上是升值的，人民币仍然是强势货币。二是从我们监测到的数据看，从2011年开始，人民币已经超过欧元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跨境结算货币，现在这种势头仍然在持续。2014年，我国非银行部门人民币跨境收支总规模占跨境资金流动总规模的24%，比上年提高7个百分点。今年一季度这个比例增至27%，境内企业越来越多地使用本币进行跨境结算。因此，无论从市场还是政策角度看，当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并未放缓，而是在加快。
管涛: 关于美债的问题主要有三点：第一，外汇储备持有的美国国债只是美国财政部公布的中国持有美国国债数据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对于美方具体的统计方法和口径不是很清楚，因此对这个数据难以置评。第二，外汇储备经营部门根据市场判断买入或卖出美国国债都属于正常的操作，无论是增持和减持美国国债都属于正常的投资行为。第三，美国国债是全球债券市场最主要的投资和交易品种，具有相对较大的市场容量、较强的流动性和较好的风险收益特性，是各国外汇储备经营管理的重要投资市场。
日本NHK新闻记者: 从美国国债的保有量情况看，近日日本保有量超过中国，成为美债最大的保有国，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从最新的跨境资金流动状况看，你怎么看待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如跨境资金流出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的影响？
管涛: 关于第二个问题，一是“一带一路”战略并不是单向而是双向的开放战略，不只是鼓励“走出去”，同时还将继续积极“引进来”。我国既支持国内企业通过“一带一路”战略扩大对外投资，同时也鼓励境外资本到我国投资；不仅鼓励通过对外投资带动国内产品出口，而且也会积极促进从其他国家进口，这是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内容。外汇管理方面将抓住这个牛鼻子，不断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二是外汇储备管理将配合“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我国在拓宽外汇储备使用渠道方面做了一些有益尝试，去年年底成立的丝路基金，首期资本金100亿美元中外汇储备出资占65%。未来，外汇储备管理将不断尝试多元化运用的新举措，既配合国家战略的实施，同时也提高外汇储备使用效益。
管涛: 关于第一个问题，市场主体资产负债结构优化调整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藏汇于民。原来企业主要是将外汇卖给银行，银行再通过银行间外汇市场卖出，使得外汇储备增加，现在转向市场主体分散持有和使用外汇。例如，从国际投资头寸数据看我国对外资产结构的变化，去年官方国际储备资产占整个对外资产的比重已经出现回落，说明外汇资产在央行和市场主体之间发生了置换。二是债务偿还。原来在人民币汇率单边升值、本外币正利差较大的情况下，很多企业大量举借外债，现在形势发生变化后，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明显增强，尽管本外币利差依然存在，但这种利差交易已开始调整，很多企业加速偿还对外债务。
中国财经报记者: 刚才您提到，当前外汇形势的变化体现了市场主体资产负债结构的优化调整。请您进一步解释一下优化调整表现在哪些方面？另外，现在有媒体评价，“一带一路”战略可能会导致国家外汇战略的转变，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评价的？
管涛: 三是完善预案、充实工具。未来跨境资本流动仍然可能呈现振荡格局，存在很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在这种情况下要进行情景分析、压力测试，根据不同的情形设计不同的政策，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还要积极防范跨境资金流动冲击，坚守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加快构建宏观审慎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不断充实逆周期调节的相关政策工具。谢谢。
管涛: 这个问题市场很关心，在以前面临资本流入压力时，我们曾采取了一些临时性措施，但当前形势下，外汇局暂不会采取“控流出”的新措施，而是从以下三方面积极应对跨境资金流动异常波动的挑战。
一是加强监测、冷静观察。目前的资本流出属于意料之中的有序调整，资本流出的渠道主要是藏汇于民和对外债务偿还。当国际收支和人民币汇率趋向均衡合理以后，跨境资本有时流入有时流出，将越来越常态化，变化也越来越频繁。大家对这种情况应该理性看待，不必过分渲染。外汇管理部门将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进一步加强对跨境资金流动的监测分析，全面梳理跨境资本流动主要渠道的新情况、新变化，摸清底数，及时做好形势预判和预警，为决策提供参考。
二是疏堵并举、均衡管理。一方面，抓住当前国际收支、外汇供求趋向基本平衡的有利时机，及时调整前期一些“控流入”的临时性措施，同时继续深化外汇体制改革。去年底以来，外汇局陆续采取了取消银行外汇贷存比和结售汇综合头寸挂钩的政策，扩大主要银行结售汇综合头寸下限，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外商投资资本金意愿结汇改革，调增境内金融机构短期外债余额指标总规模等措施。这些措施客观上有利于对冲当前资本流出的压力。另一方面，目前形势正好触发了对资本流出方向的监管政策，主要是根据现有政策而不是出台新措施，如开展“出口不收汇”专项检查，加大对个人分拆购付汇的监管力度，继续严厉打击地下钱庄等外汇违法违规活动等。
经济日报记者: 今年一季度结售汇呈现逆差，在当前跨境资金流出态势下，外汇局是否会采取一些“控流出”的管理措施？
管涛: 第三，内外兼修，积极应对新挑战。从本次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的影响看，国际资本把新兴市场做了区分，对于基本面好的新兴市场来讲冲击较小，对于基本面较差的新兴市场来讲冲击比较大。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我国受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的冲击总体上可承受，根本原因是国内经济平稳增长、物价基本稳定、经常账户盈余、外汇储备充裕，因此被归为好的新兴市场范畴。进一步应对未来美联储可能加息、美元汇率可能继续调整的挑战，关键还是要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保持经济在合理区间内平稳运行，妥善处置和化解经济下行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和问题，不断提高和巩固市场对我国经济的信心。作为外汇管理部门，主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推改革，继续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加快培育和发展外部市场；二是防风险，加快构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不断完善相关预案，积极应对跨境资本流动风险；三是强基础，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统计监测，继续提高数据透明度，并加强市场参与者风险教育，引导市场主体合理控制风险。
管涛: 第二，中国有能力并有信心抵御外部冲击，但对相关风险也不可掉以轻心。我国经济体量较大、货物贸易顺差较多、外汇储备充裕、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加，这意味着我国在应对资本流动冲击方面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从我国外币外债风险指标看，除了短期外债占比以外，目前我国其他对外债务安全性指标都在国际警戒线标准以内，对外债务总体是安全的。而且，最近一段时期，国内企业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已经开始主动调整资产负债结构，减少对外负债。根据最新统计数据，2014年末我国外币外债余额为8955亿美元，比当年6月末下降118亿美元，比2013年末增长了2.5%，较2009年到2013年平均增速回落10多个百分点。这是企业主动进行的调整，而且调整过程中没有出现普遍的偿付困难。但部分企业确实存在债务负担较重，期限和货币错配较为突出等问题，它们的债务偿还能力和财务状况有很大关系。我们一再强调，债务总体安全不能替代个体债务风险，企业要根据实际需求适度对外举债，而且要采取恰当手段对汇率敞口进行套保。
管涛: 第一，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美元升值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正在逐步显现，但迄今冲击总体有限。历史上，美国加息、美元升值，是新兴市场爆发债务危机、货币危机的重要诱因。2013年年中，美联储释放了要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预期，触发了新兴市场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但我国仍然延续资本大量流入、外汇储备大幅增加的格局。2014年，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质性退出，到年底完成了停止购债的操作，这给新兴市场带来新一轮冲击，我国也受到了一定影响，跨境资本由年初的流入转为流出，但没有改变全年资本净流入、外汇储备增加的基本格局。今年以来，美联储加息预期和美元加速升值与一些其他因素叠加，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我国的跨境资本流出，但目前这种调整仍然属于意料之中的有序调整。
管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示的这种溢出效应是客观存在的，对于前期在国际市场上大举借债，特别是举借美元债务较多的新兴经济体来讲更有重要的警示作用。我们对此也一直高度关注，密切跟踪、评估它对我国跨境资金流动尤其是对外债务安全的影响。目前有三个基本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