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中外记者招待会现在开始。

这次记者招待会的主题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我们邀请了五位全国政协委员准备回答记者们提出来的问题。

这五位全国委员是郑斯林先生，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

潘贵玉女士，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

杨魁孚先生，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

李伟雄先生，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

李宝库先生，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老龄基金会会长。

欢迎各位记者提问。提问之前，请通报一下所在新闻机构的名称。现在开始提问。

中国有13亿人口，面对老龄社会的到来，中国将面临比其他国家更大的压力。请问郑斯林委员，在中国目前养老保险和社会保障尚未健全的情况下，你认为政府在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方面应该采取哪些措施？谢谢！

关于老龄化问题，不仅中国关注，而且全世界都关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条件的改善，人们的预期寿命长了，这样老年人就多了。因此，就提出了老龄化的问题。老龄化的标准很多，最直接、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说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10%以上就进入老龄社会。

中国2005年统计，60岁以上的人口是1.44亿，占全国人口的11%，因此，说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虽然这是世界性的问题，但是中国的问题尤为突出。为什么？中国的老龄化有四个特点：

第一，多。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是1.44亿，世界上60岁超过1亿人口的只有中国。

第二，进展快。我们统计，到本世纪中叶，大概到2045年左右，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占到30%。从2005年的11%到30%，中国用了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而许多国家用了一百年的时间。因此，我们的进程大大快于其他国家。

第三，我们的生产率水平比较低。我们刚刚达到了小康，人均GDP比许多西方国家低很多，这样用来支持这方面事业可动用的财力也是有限的。就是通常大家说的，我们是先老后富，而许多国家是先富后老。

第四，历史欠帐比较大。我们国家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计划经济体制下，当时是没有养老积累的，那么，这个包袱就留到现在，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

面对老龄化问题，我作为一个政协委员，很高兴看到，中国政府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今年总理的报告特别注重民生问题，对社会保障、对老龄化提供了更多的资金，就是公共财政向这方面倾斜，这一点我们是很高兴的。

老龄化会给社会带来很多问题，现在报纸书刊上登的文章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

第一，养老金的压力比较大。去年，我们4600万享受养老金的人员付出的养老金已经超过了5000亿，这是巨大的数字。

第二，医疗的费用会加大。按照一般统计，老年人所花费的医疗费用是年轻人的3倍以上，因为老年人病多了。

第三，老年人需要照顾，老年的护理等事业也有很大的压力。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予则立，不予则废”。凡事要事先考虑周到就可以很好地解决。我们也很高兴的看到，中国政府在解决老龄化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因此，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不可以归纳成三句话：中国老龄化问题，第一有困难；第二，有办法；第三，有希望。谢谢！

我有一个问题请问杨魁孚委员。中国老年人口近六成在农村，请问现在农村养老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在保障农村老年人安享晚年生活方面，你认为我国政府应该在哪些方面做一些努力？

目前解决农村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确实存在很多困难：

第一，从总体上来讲，我们国家老龄化超前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是“未富先老”；再加上我们国家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又相对滞后，可以说目前在整个农村还没有建成社会保障制度。所以，农民的养老、医疗服务、社会服务的问题就更突出了。

第二，传统的家庭养老、儿女养老的模式正面临转变。由于社会变革，给新老两代人造成代际隔阂，再加上家庭小型化，所以，老年人从家庭里面得到的服务就减少了。现在社会上重小轻老的现象却很普遍。调查数据显示，有相当数量的儿女，对他父母感情淡薄，有的地方虐待老年人的现象还时有发生。

第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国农村一些地方实行了农民的养老保险。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由农民靠自己出钱；有的地方在集体里没有保护，地方政府的财政也没有出资辅助。从集体那里没有得到帮助，政府财政也没有出资补助，所以没有激发起农民参保的积极性。现在这些试点在有的地方已经停止，有的地方仍然坚持，但也是步履艰难，还需要进行适当调整。

第四，农村许多青壮年外出打工，所以，老年人得到的家庭服务减少，而且有些地方的老人照顾留守儿童。

第五，目前对于五保人员，应保尽保的还有一部分没有保起来，而且供保的标准偏低，五保户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

还有许多行政村没有老年活动中心，所以，老年人缺少学习和文体活动的场所，不能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这些困难都是客观存在的。当然，为解决这些困难，政府已经采取一定的措施，这还有一个过程，会逐步得到改善的。

面对这些困难，我作为政协委员，也作了调查，就政府如何在这方面采取措施提出建议。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政府应当承担起责任，把解决农民养老作为关心百姓的民心工程来抓好，要把建立农村的养老机制，提高老年人生活水平作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指标之一。要依法保护老年农民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因为这是我国政府解决农民养老保障最基本的一点，就是给农民土地。如果把地征了，就要解决农民的养老问题，要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考虑到长久的生活，不留后遗症。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家庭养老纳入社会管理，把家庭养老提高到新的水平。因为这是我们传统的养老模式，有它的优点，老年人在家里可以感觉到亲情，享受天伦之乐。今后，家庭应该是老人解决养老问题的依托和主要来源。所以，我们就要弘扬净化的孝文化，弘扬中国民族敬老、养老的传统美德，特别是教育年轻一代孝敬父母。我们也提倡在全国农村，普遍签订赡养协议书；对赡养协议书，我们要建立监督和评估机制，通过政府指导，舆论引导，典型带动和基层组织保证，使赡养协议书真正发挥作用，把家庭养老提高到新的水平，这是目前来讲最重要的措施。

当然，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在农村建立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过程当中，我们建议应当出台一些对老年人优待、优惠的措施。

还有比如目前各地正在实施的对部分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扶助制度，这也是解决农村养老的一项非常有力的措施，这个制度应该长期坚持，全面地落实。

谢谢！

我有一个关于香港的问题请教潘主任，现在越来越多的内地孕妇到香港生孩子，会不会影响内地的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部门会不会停止或者是限制内地孕妇到香港？谢谢！

尽管这个问题和今天的主题：应对老龄化的问题有一点点距离，但是我非常高兴和愿意回答你这个问题。

2001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作了一个判决，就是内地居民到香港所生的子女具有香港的居留权。2004年广东放开了内地居民到港澳的自由行。从那以后，我们发现像刚才这位记者提出来的，内地到香港生孩子的现象越来越多。

她们到香港生孩子的目的是多方面的，我分析有三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有一部分居民想让他们的孩子取得香港的居留权。

第二，因为香港的医疗环境和服务水平比较好，所以，也有一部分内地居民去香港生孩子，是想享受香港高于内地的医疗卫生服务。

第三，我相信也有一些人是为了躲避内地的计划生育政策到香港去生孩子。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香港和内地共同联手来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要加强对内地居民的教育，要让他们学习香港的法律和法规。香港和内地也应该完善某些方面的法律和法规。

第二，要促进内地的生殖健康方面的服务，医疗资源的发展要加快步伐，要使内地的医疗质量和香港的医疗资源方面的差距尽快缩小。

谢谢！

请问李宝库委员，现在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每年以3%的速度递增，而不断增长的老龄人口使老年人的需求也不断增长，我们市场提供的物质产品和服务需求有相当大的差距，您如何看待这个差距，您认为政府和社会应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不断满足老年人的需求？谢谢！

老龄人口已经成为庞大的人群，所带来的老年产品和老年服务需求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但是，中国的老年产业正处在起步阶段，市场发育还不成熟，政策也还不配套。据我所知，中国政府和老年问题的理论界，还有企业界都在认真研究解决这个问题。

老龄产业是朝阳产业，将来会大有发展。我认为，目前要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应该先从最要紧的事情做起。

什么是最要紧的事情，就是为居家养老提供服务，为城市高龄老年人提供专业的护理服务。因为中国的养老方针是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的，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中国的老年人99%在自己的家里度过自己的晚年。所以，为居家养老提供服务，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特别提出“要为居家养老提供医疗服务和其他服务的网络”。这是我们需要认真做的一件事情。

现在城市里的空巢老人，这样的家庭在北京、上海、广州，据调查达到30%-50%。这些家庭中，不能生活自理的高龄老年人达到了1500多万。所以，在2005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我们46位政协委员就提了一个提案，就是为城市高龄老年人提供专业护理服务的提案，称作“爱心护理工程”。

爱心护理的宗旨有三句话：帮天下儿女尽孝、替世上父母解难、为党和政府分忧。这个提案受到了温家宝总理等国务院领导的重视，被列入国家“十一五”规划。国务院办公厅，还有民政部都出台了相关的扶持政策文件。

社会各界，特别是民营企业对兴办爱心护理工程这项善举表示了极大的兴趣，积极参与。因为这个工程的运行机制是政府支持，社会力量兴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目前，爱心护理工程已经有了100多个试点单位，包括佛教界、基督教界都愿意参加。谢谢！

我这个问题问李伟雄委员。我看到您曾经提出过要管好社保基金，对挪用、贪污社保基金者，像上海的社保基金案，很多人担心，怕钱被很多贪官污吏贪掉了。怎么样建立民众的信心？另外，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来防止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谢谢！

我们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是在上海这个案发生之前。我们政协委员感觉到社保基金是老百姓的救命钱，这里头一部分是国家出的，一部分是老百姓自己的钱，而这些钱的数量还比较少，将来，全国很多老年人的生活相当大部分都靠这个。所以，我们就要盯得严一点，当然，相信，我们的政府总的来讲会有一套制度，会管好这个钱，用好这个钱，我们要使这个钱很好地增值，这样我们老年人可以多拿一点。

但是，整个社会就是这样的情况。总有少数人看着钱就眼红，有这个钱就会把这个钱据为己有，所以，我们也预计到可能会出问题。很不幸，就是上海，还有其他一些省份确实出了问题。不过，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上海这个问题牵扯的官员位置很高，但是中央把他拉下来了。这本身就是增加了我们的信心。处理这些害虫，更重要的是给中央敲了警钟。当然，可能还有很多人盯着这个钱。下一步中央会看好这个钱包的。

我相信重要的是媒体的朋友，如果你们经常盯着一些人，谁用了这个钱就揭发出来；我们政协委员也盯着，我想靠大家盯着的话，这个钱会看好。但是，我不敢保证，有一些人本事很高，可能总会偷一点钱，但是让他付出的代价会高一些。

请教潘主任。再追问一下刚刚您回答内地孕妇的问题，您说香港要完善有关的法律和法规。我们知道内地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包括广东省公安局发“双城证”的时候，如果发现这个人有怀孕的迹象，有意到香港生孩子，就不会发“双城证”给他。你刚才指“香港要完善相关的法律和法规”，您能不能明确一下目前香港存在的法律漏洞，让内地的孕妇有机会到香港生孩子，造成这种现象比较泛滥？

这位记者提的问题是接着上一个记者提出的问题的深化。现在看来大家对这个非老龄化的问题很感兴趣。刚才我已经说了，我讲的意思是，到香港生孩子的主要是三部分人。我认为三部分人中间，前两部分人是绝大多数，就是说想取得香港的居留权和享受香港的优质的医疗服务是主要的。所以，我说内地和香港应完善有关的法律法规，意思就是说，鉴于目前香港和内地在医疗条件方面的差距，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要根据香港的卫生资源可承受的程度和内地进行磋商。内地也应该从发展香港、维护“一国两制”这么一个基本原则看待这样一个问题，提出一个切实可行，香港又可以承受，内地也可以执行，老百姓又认可的法律法规。我说的是这个意思。谢谢！

关于人口的老龄化和养老金的问题，是不是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因为很多老年人生活无人照料，他们的需求得不到满足。

这种担忧是存在的，但是，也不会像有些人和我说的，会不会过一些年之后，满街都是白头发的，有几个黑头发也是染的？中国正在逐步提高养老金的水平，当然，这个水平还不高。我们可以算一笔简单的帐，现在是4600万人领取养老金，一个人一个月如果加10块钱，就是4.6亿，一年就是55亿，如果一个人加100块钱，就是555个亿。去年我们给企业的退休人员一人增加169元。享受这个的大概是4000万人。剩下的可能有事业单位的，可能有机关的。

另外，中国已经建立比较完备的养老金的支出体系，我们说是四种措施：第一，基本养老保险；第二，企业年金补充养老保险；第三是战略储备，项怀诚同志管的，现在有2700亿；第四，逐步把个人帐户的8%做实，作为积累。我相信这些措施加上商业保险，年轻人自己存一笔钱，等老了以后作养老用。这些措施上去以后，这个问题应该可以解决，不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定。

有人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是实行计划生育造成的，潘贵玉主任，您对此有何看法？谢谢！

这个问题也有很多人问过我。我做一个数学游戏，把老年人的数作为分子，把人口总数作为分母，得到的这么一个数字——如果60岁的老年人超过了10%，国际上一般认为这个国家就进入了老龄社会。那么，我分析一下分子和分母的问题，首先分析一下分子。大家知道，分子是老年人的总数，现在的老年人，就是今天60岁以上的人，他们出生的那个年代还没有计划生育的问题，也没有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有关这个问题发生了两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第一，解放以后，由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特别是医疗条件的改善，人们的期望寿命延长了，从解放初期人均期望寿命35岁到现在的72岁，这加快了分子变大的速度。

如果只有35岁的话，就没有60岁以上的老人了，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第二，同样是解放以后，人民安居乐业，政治安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那种战争和动乱年代被压抑的结婚、生育的欲望得到极大的释放，因此，解放初期我们国家产生了婴儿潮。那个时候大家都想生孩子，那个时候生四五个、五六个，甚至更多的孩子是常见的事，而这些孩子如今陆续进入老年人的队伍。所以，增加了这个分子进一步快速增大的可能性。这是我刚才谈的分子问题。

下面我再来谈分母。这个分母就是总人口数。由于近三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我们国家少出生了几亿人口，使这个分母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从这个层面来说，计划生育使我们国家的老龄化问题加速到来，这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大家必须看到，就是刚才我讲到的分子变大的速度无法改变的情况之下，由于少出生了孩子，那么，现在我们对老年人的抚养负担一天天加重；而对于未成年人抚养负担，由于少生了孩子却没有进一步加重。这是避免了一方面要抚养老人，一方面要抚养未成年人这种两头沉的现象。同时，到本世纪中上叶，就是三四十年以后，这些按计划生育少生的孩子，如果他们出生了的话，就进入到老年人的队伍。但由于实行了计划生育，少生几亿人口，使本世纪中上叶老龄化程度有所减缓。

这个问题我们可不可以这么来看：中国人口老龄化，第一，和实行计划生育有关系，说没有关系是不讲道理的。第二，实行计划生育只是中国进入老龄化的原因之一，而不是全部。第三，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中国将面临更现实、更急迫、更严重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实行计划生育。谢谢！

问李伟雄委员一个问题，全国政协针对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做了哪些工作？提出了哪些具体的意见和建议？哪些被政府采纳了？另外请潘贵玉委员回答一个问题。目前我国对农村部分的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制度，对农村养老起到什么作用？请介绍一下目前进展情况？尤其是“部分”二字什么时候变成“全部”？这也是广大农村计划生育家庭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谢谢！

刚过完“三八节”，女士优先，女士先回答。

谢谢！我要回答第二个问题，也兼顾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谈谈自己切身的体会。

我作为一个政协委员，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参政议政活动。2003年，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到中国大部分省区，走了20多个省区进行调查研究。我发现农村里面虽然经济发展很快，农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提高很快，但是，有两个基本事实还是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农民的劳动还是依靠简单的劳动，没有什么机械化、电气化，劳动力的强度还是和以前差不多，这是一个事实。第二，农村里面依然没有保险制度，特别是养老保险制度。

因此，农民就很想生一个男孩子，这个男孩子生出来以后可以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劳动收入会增加，比女孩子增加得多一些。二是男孩子可以解决“养儿防老”的问题，就是老有所靠。

调查中有一些计划生育的家庭，并且生一个孩子或者是两个女儿的家庭，这样的家庭是相应号召，实行计划生育了。由于一个孩子或两个女儿，我刚才说了，他的劳动人手不如生男孩子的，所以，他们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因此，我进行了全国的调查统计以后，就以政协委员的身份，提出一个建议，向那些农村里只生一个孩子或者是两个女儿的家庭发奖励扶助金，就是每人每年不少于600块，用邮寄的方式，把这个钱直接发到老百姓的手中。

我的这个建议马上就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他们在我的建议上作了非常积极的肯定和批复；同时也得到了财政部门的支持，于是从2004年起，我们选择5个西部省和中部省10个市进行了试点，2005年又扩大试点，2006年在全国统一实行了这么一个政策。

到现在为止，农民已经领到了奖励扶助金，每年都能够领到，一直到他故去。因此，在农村里面影响很大，有的高呼共产党万岁。这个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实行了正确的事权分析，就是资格确认权、资金管理权、资金发放权和监督检查权，分成分离的四个部分。到目前为止，全国大概有180多万对夫妇已经拿到了这个钱。估计在高峰时期是2020年。由于这个钱主要是中央财政拿，省财政拿一部分，所以，这个资金得到了保障，这个反映非常好。

作为政协委员，我为进行了成功的参政议政感到非常自豪。当然，我也希望有朝一日，我们的国家更加发达，我们的财政实力更加雄厚。作为政协委员，也希望提高奖励扶助金，扩大奖励面，那个时候还要进行可行性论证。

记者给我出了一个很大的题目，全国政协在老龄化这方面做了哪些工作？这个可以做一篇很长的文章。对我来讲，我只能通过当了十年政协委员的个人经验，谈一谈全国政协到底在老龄化方面做了什么工作。

我给大家报告两个数字，一个就是在十届三次会议，我们全国政协委员在老龄方面的提案是75件，而到了十届四次会议，全国政协委员在老龄方面的提案增加到101件，可见全国政协委员对老龄化问题非常重视、非常关心。

政协委员的提案不但数量多，而且牵涉的面也比较广。我就十届四次会议有关老龄化的提案简单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些提案有涉及到老龄战略方面问题的，比如中国怎么建立养老制度，中国怎么搞好养老事业，这种提案有10件。而对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里面，怎么建设农村养老体系的有8件。

而政协委员最关心的，也正是全国人民最关心的，就是怎么提高过去退休人员的待遇问题，这个有26件。在这个提案里面涉及的面很广，有的建议提高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退休金，包括企业的退休人员、过去的军工企业人员，还有退休警察的待遇，所以，面是非常广的。这些建议里面，有一些已经被中央接纳，比如刚才郑委员讲了，去年很多退休人员的工资增加了，反映了政协的意见已经被采纳，但是更多的政协意见正在各部门里讨论，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得到实现。

全国政协的主席会议和常委会议对老龄工作也很重视。大家都知道，全国政协在1998年成立了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集中了大概有60名有经验的领导干部、专家和学者，就包括老龄化人口问题和其他的问题进行了研究。

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在2005年到2006年之间，首先在政协里面举行了有关老龄问题的报告会，向政协委员介绍我们国家老龄化问题的情况，我们应对的措施以及面临的问题，吸引更多的政协委员关心老龄化的问题。

在此期间，我们还组织到北京、上海调研关于城市的养老问题，到山东和浙江调研农村的养老问题。比如我们通过调研提出来，个人、家庭、政府和社会都要来承担责任，共同迎接中国老龄化问题。我们又建议，要逐步建立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养老制度和政策体系。当然，我们建议要把提高老年人生活的保障水平，完善为老年人服务的机制，作为一级政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很重要的考核指标，这些建议都直接到了中央领导那里，对中央将来的决策会有很重要的参考意义。

你们在政协的新闻发布会上知道，从今年开始，我们要在农村建立低保制度，我想这个制度对于农村的养老很有价值。因为你们知道，农村里最穷的人往往是老人。

我只举这么几个例子来说明过去广大政协委员对养老问题的关心。我相信在将来，政协委员也依然会关心这个问题。谢谢！

我的问题是问郑斯林委员的。第一，现在我们国家的养老保险覆盖率只有百分之十几，这个数字不是很高。您也提到，要做实养老帐户。我的问题是怎么做实？有哪些具体措施？为了做实，我们有那些实招？

第二个问题，关于一种新型的养老融资形式。现在有一种养老融资形式叫做以房屋倒置抵押养老，对此有支持的，有反对的。认为有可能会有人借此来贪污谋利，甚至会导致房屋价格上涨。不知道哪一位政协委员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对这种新型的养老融资形式怎么看？有哪些利处？有哪些弊处？有没有推而广之的可能？对这两个问题怎么看？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关于做实个人帐户，我们是先从辽宁开始试点的。我国的养老制度是这样的，从全国平均而言，用人单位为个人交20%，个人交8%，加起来是28%。过去由于历史欠帐，计划经济年代没有积累，因此这28%都用来现收现付，形象一点说，儿子、女儿今天交的养老保险可能明天他母亲就领回去了，并没有为他存下来。这个问题就会造成一个窟窿。

因此，经过慎重的考虑和研究，决定从东北进行试点，现在辽宁经过三年试点以后，扩大到东北三省；去年又扩大到除东三省之外的八个省（天津、上海、山东、山西、湖北、湖南、河南和新疆）。最重要的是扩大到全国，就是把个人缴纳这一块，真正地存起来，作为将来老了来用，这样可以多一个保障，这是关于个人帐户做实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标准的提法叫反向抵押贷款。就是老人有一套房子，在生前把这套房子抵押给一个机构，比如说金融机构、保险公司，然后由这个金融机构按月支付老人一部分钱来补充他的养老金的不足，这样他的养老生活水平就可以提高了，这个补多少，要经过细算，房子折多少钱，估计需要多少年。这个办法是国际上通常采用的做法。

这件事情在国家也引起了高度的重视，国家领导人也有批示，我个人认为，这件事是势在必行。但是，中国的改革从1979年开始已经28年了，大家都是亲身经历的，也被全世界公认成功的。我们的改革成功，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采取一种渐进式的、温和的，由点到面的办法。

这件事情做起来涉及到很多问题，比如说相关的法律法规，再就是考虑对房地产市场有多大的影响，对房价有多大的影响。第三，怎么来评估，包括抵押贷款和抵押贷款的标准、房屋的评估、将来子女的继承、怎么防止欺诈行为等等，这里涉及到一系列市场规范。因此，我想，首先要研究这些我们能够考虑到可能出现问题的规范措施。因为只有比较规范的做法，才能真正维护老人的权益，否则的话，可能适得其反。

现在提最后一个问题。

各位委员，现在越来越多的港澳台胞和侨胞回到大陆的家乡，落叶归根。对于这部分老龄化的人口，我们会提供哪些关心和帮助？尤其是对于台湾同胞，他们在大陆的居住或者是生活，对他们的保障，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

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我想，可以把这个问题分作两部分来谈，一部分是社会保险，一部分是社会公共服务。对于社会公共服务，台湾、港澳的老人回到家乡定居，应该和大陆居民享受相同的社会公共服务。比如说进入养老社区、养老院，对老年人的服务等等。

至于社会保险，就是另外一个概念，保险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你要拿养老保险，必须在年轻的时候交保险。总而言之，对所有人的社会保险，养老也好、医疗也好，应该在原来交的那个单位领取。

招待会到此结束，谢谢各位委员和记者朋友的光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