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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在国内传播
工程科学思想
一周岁的钱学森与父亲钱均夫合影
中国科学和教育事业在抗战期间遭到严重破坏,战后广大科学家迅速组织恢复。交通大学已于1946年秋迁回上海,并准备积极扩展教学科研,特别渴望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以引入先进的学术思想与理念。1947年5月,吴保丰校长致函钱学森,邀请其回母校作学术报告。不久,钱学森便以实际行动对祖国的召唤做出了回应。这年7—8月,钱学森利用回国省亲之机,先后在浙大、交大、清华三所大学发表以工程科学为主题的学术讲演。
7月28日晨,钱学森在竺可桢校长陪同下来到浙大工学院,讲演“工程科学与工程”达两小时。竺可桢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钱学森“述工程科学之进展必赖基本科学,古代应用科学与纯粹科学之合一,十九世纪渐趋于分离,近则以发达过甚又趋于互相联系之状况。次述科学能解决若干问题,可于理论决定,不需实验已能证明。一般人说理论与实验为二事之不合理,因理论不正确也。次述理论对将来工程科学之发展”。
随后,钱学森来到上海,8月初在交大工程馆讲演“工程与工程科学”。交大机械系助教陈国祥较为详细地记录下当时的演讲内容,并以“怎样研究工程科学和研究些什么?”为题发表。
报告一开始,钱学森指出高速飞机的出现、原子能的利用等工程技术上的巨大突破,都是工程科学建立和发展的结果。他认为,工程科学一方面能够澄清极其复杂的工程问题,使工程设计避免失误,以最为经济的方法达到目的,亦即让工程技术建立在科学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不再单纯依靠经验。另一方面,工程科学研究结果能够引导工程技术发展。他认为,工程科学研究方法是半经验半理论的,需要理论研究人员与实验人员密切合作。工程科学家的培养需要在数学、基础科学和工程设计与实践三方面受到严格训练,难度虽然很大,所需时间也较长,但工程科学家对于工程技术进步的巨大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他还介绍了一些工程科学领域的学术增长点。最后,钱学森借用美国原子学专家尤瑞(Urey)的话向大家发出号召:“我们的责任就是要除去不安适不满足和贫苦,我们要贡献给人类的就是安适,闲暇和优美。”
这个报告直接影响了一些交大青年教师和学生日后的学术道路。当时在航空系任助教的庄逢甘后来回忆说:“我出国去加州理工学院之前,听钱老做工程科学的报告。之后,我对工程科学的兴趣越发浓厚。20世纪上半叶,工程科学里很多都是借鉴经验判断,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而钱老着重发展技术科学。”庄逢甘后来专业从事空气动力学研究。结束上海之行后,钱学森北上来到清华园,8月26日在同方部再次讲演同一主题。
通过这一系列的讲演,钱学森向祖国介绍了工程科学思想,意在引起国内同行对这个新领域的重视,大力发展工程科学来迅速改变祖国的落后面貌。遗憾的是,抗战胜利的喜悦还没有从人们的脸上散去,祖国又重新陷入内战漩涡。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无暇顾及科教事业,教研人员心有余而力不足,使钱学森对工程科学的传播如同泥牛入海。国内的主流媒体,仅有8月18日的《申报》在“科学周刊”栏目刊载一篇短文“工程和科学”,叙介工程科学对工程技术进步的巨大作用。
从钱塘江畔,到黄浦江岸,再到燕山山麓,钱学森一路热心传播世界科学新思潮,希望帮助惨遭战火蹂躏的祖国振兴科教事业,表露出用新知识反哺故土、推动祖国富强的急切愿望。但是,满腔的热情在冰冷灰暗的现实面前一筹莫展,使他感到国内实在不具备发展工程科学的环境,不得不返回美国继续学术研究,等待再次为祖国服务的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