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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安装Flash播放器“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加快了”
“这几年来，我们除了收获一项项科技成果，科技体制也在发生变化。”在万钢看来，技术创新的主力军发生了变化，整个创新生态也在日益改善，而科技管理的职能部门也在逐渐转变。万钢说，经过30年的改革，企业在技术创新和应用领域逐渐成为主体，大学服务社会的功能日益增强，转制院所已逐渐成为各自行业的领头羊。
万钢曾在奥迪公司组织过汽车开发，一个项目就有上下游数百家企业参与。在企业工作的这段经历给他最深刻的经验就是，创新需要形成产业链。
大工程、大项目正是实现产学研用结合的重要载体。我国在“十一五”期间进行了相关体制的探索。万钢举例说，2007年科技部和铁道部共同建立《中国高速列车自主创新联合行动计划》，目标是把我们引进的时速为250公里的高铁通过自主创新提升到380公里。在计划安排上，科技部围绕着973、863和支撑计划进行了有序布置；科技部和铁道部综合全国资源，共同组织了25所研究型大学，11个研究院所，5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工程中心，吸收了68个院士、500多名教授等众多科技人员开展我国高速铁路自主创新的建设。三大整车企业、七家配套企业紧密结合，推动了500多家零部件企业的发展，逐步建立起中国高速铁路的技术体系、研发平台、系列产品、产业链以及人才团队。
谈到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当过校长的万钢更有感触：一个产品是多种技术的集成，一种技术可以应用于多个产品。研发技术可能是在大学或研究院所的实验室里，而把它实现并变成产品的是企业。因此，大学知识创新能力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更需要紧密结合。
“科技必须面向经济、面向市场需求。这几年来，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越来越快，能力越来越强。”为证明这个观点，万钢更喜欢用数字说话：2009年，我国研究型大学科研经费达到727亿元，有一半以上来自于企业和社会。而一些与行业紧密结合的理工科院校，他们的科研经费当中有70%来自于本行业、企业的创新需求。“这说明大学服务社会的功能增强了，面向市场的能力增强了。”2009年，中央级的347家转制院所，获得的国家纵向财政投入是71亿元，但它们服务于行业和市场的创新收入是233多个亿。“这说明他们面向市场获得的经济效益远远大于科技经费的投入。”
“科学研究也需要‘仰望星空’”
“当然，我们也不是要每一项科学研究都瞄准产业发展，试想哥德巴赫猜想如何产业化？”万钢特别强调，我们国家也需要一批“仰望星空”的人，需要一支潜心研究、探索科学规律的基础研究队伍。
“基础研究中，竞争是必要的，但必须保证竞争的适度，不能操之过急，否则就是拔苗助长，不尊重科学规律。”万钢说，科技管理部门就是要为做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提供保障，给他们提供宽松环境和稳定支持。
与我国科研形势变化相适应，国家中央财政投入结构也产生了变化。2008年，中央财政设专项资金稳定支持国家重点实验室。2009年，重点基础研究领域支持力度得到进一步加强。2010年，自然科学基金83亿元，973计划的经费达到了30亿元，国家重点实验室得到稳定支持经费也达到30亿元。万钢告诉记者，我国基础研究科研项目经费在支持方向上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资助科学家面向兴趣、自由探索为主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另一类是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目标的973计划等。“我国中央财政科研投入基本保持了年均17%的增长，而我们对基础研究投入的增长率远远超出了这个平均增长的速度。”
“如果10多年前，国家没有对电动汽车、新能源、生物技术的部署，我们今天是无法站在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个舞台与其他国家同场竞技的。因此，我们现在就要面向未来的几十年，加强基础研究，实施蛋白质、量子调控、纳米、发育与生殖、干细胞以及全球气候变化等重大科学计划。加强对前沿技术的研究，瞄准蛋白组学技术、纳米技术、全光通信网等战略方向，突破核心关键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