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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让我签字,不签字校长就没工作”
除去吕堤村的强制摁手印,在这次征地中,孩子的教育、亲属的公职,也成为了工作组征地的筹码。
杜安的亲眼看到自己的内侄领着工作组的人找到了他藏身的地方,杜安的迅速躲开,暗自庆幸自己逃过一劫。
这是工作组开始征地的第八天早上,杜安的是“外逃”较早的一批村民,工作组一直没有找到他。就在前一天晚上,他接到了自己内侄的电话,“他是吃公家饭的,在他们村开了一个小卫生所,要是我不签字,他的卫生所也就开不了了”。
杜安的躲过了一劫,贾铭(化名)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贾铭的父亲是村干部,工作组来了以后,从来没有人找过贾铭谈征地的事情,父亲只是在晚上回来的时候告诉他,“工作组刚进村,往下怎么征还不知道”。
虽然还住在一起,但两人已经分户,后来贾铭才知道,在工作组下来的第一天,父亲就代自己签了字。
后来,爷儿俩再没有说过家里土地的事情,实际上,他们的交流越来越少了,每天父亲都半夜回家,早上六七时就出门,偶尔谈话,也总是避开土地。贾铭说自己很担心父亲,“等工作组走了,全村人都要找大队干部的麻烦”。
跟吕堤村不同,由教育部门主导征地的前当头村还没有变成强制签字的猫鼠游戏,但村民面临的选择却更加实际——是要孩子的教育,还是要自家的土地?
陆殷(化名)万万没想到,自己会在这种情况下见到两个孩子的校长和班主任。陆殷是前当头村的村民,家里五口人有四亩地。
一开始,陆殷死活不愿意签字,他觉得“双八百”太亏了。第三天,工作组先问了下孩子在哪上学,没过多久,陆殷发现,工作组找来了孩子所在学校——永年第五实验中学的校长和班主任,“说让我签字,不签字校长就没工作”。
从上午8时耗到了下午4时,陆殷屈服了,“不签不行,不签整天盯着你,再说,不能让人因为自己没了工作不是?”
前当头也有还在坚持的,刘志安、刘计周兄弟就不愿交出自己的地,他们两人都做小生意,征地开始后,相关部门表示过不签字就开罚单的意思,于是他们关了生意,“不让做生意我不做了,孩子反正在放寒假,我们俩兄弟也都没有亲戚吃公家饭,我们村比吕堤还是要好”。
同是前当头的吕红民家就难过得多,他在家里排行老三,大哥当老师,二姐嫁到了吕堤。如今吕红民的大哥也被叫了回来做他俩的工作。
在这里,亲情正受到征地严苛的考验,这些曾经彼此关爱的亲人不得不作出选择。
吕红民的姐姐还在外躲藏,但吕红民见到哥哥后最终没能顶住,“俺哥就在院子里站着,不吭声,你哥哥来了你不签怎么办?不签,工作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