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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探索分权制衡一把手:“3+X”制度破一言堂
关键词： 一把手 重庆 分权制衡 制度机制 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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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能从繁琐的事务中摆脱出来，集中精力理思路、抓大事、谋发展，这得益于一把手不直接分管制度的试点。”12月19日，重庆江北区复盛镇党委书记滕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避免“一言堂”
一把手不直接分管
今年2月，江北区纪委在全区8个单位试点一把手“3+X”不直接分管制度，复盛镇成为唯一试点镇。此后，滕刚从大小事情都要管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只把关方向及监督。
所谓一把手“3+X”不直接分管制度，即将各单位普遍具有的财务、人事、采购等3项“共性权力”及部分单位具有的工程建设、行政审批、行政执法等“X”项“差异化权力”实行副职分管和正职监督，从而制约一把手的签字权、话语权、操控权等要害权力，进而从源头上防治和减少一把手腐败的几率。
从管理多项事务到只负责监管，是不是削弱了党政一把手的权力？复盛镇镇长廖光洪并不这么看，他说，这让自己从分管具体工作中解脱出来，“避免了在人事、财务等敏感领域一把抓、一言堂、一支笔现象，实际上对干部是一种保护。”
江北区国税分局局长周远游在一把手不直接分管制度中也尝到了甜头，尤其是在敏感的人事问题上，这项制度的积极效应得到充分体现。“一把手表了态，其他人就不好再提不同意见。”周远游说，不直接分管后，由分管副职推荐，其他副职畅所欲言，自己末位发言，消除了班子成员之间、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猜忌和误会，促进了内部团结和谐，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增强班子的战斗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分权制衡
源头治理的一项重大改革
“不直接分管，不代表甩手不管。”江北区市政园林局党委书记马思健的感受是，“放权与监督同步推进，一把手肩负起监督责任。”该局根据本单位情况，将“X”确定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和行政执法，并设置过渡期，“我们细化了8个制度，配套‘3+X’制度。”
比如，财务方面，一把手不直接签字后，该局建立了每月财务明细汇报制度、大额资金集体会审制度；工程建设方面，对工程合同进行细化，施工合同、设计更改等超过一定金额必须集体讨论等等。该局负责人称，这也避免了将风险和责任向副职转移。
江北区纪委书记周瑜泉说，该区试水一把手“3+X”不直接分管制度有其特殊背景。近几年来，江北区个别部门一把手先后落马，引起江北区警醒，纪委对此进行了深入剖析。“权力过于集中，上级不好监督，下级不敢监督，监督不到位是根本原因。”
周瑜泉表示，一把手“3+X”不直接分管制度被视为该区分权制衡、源头治腐的一项重大改革。“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从制度层面改变权力结构过分集中、权力监督相对弱化的执政现象，通过合理分权，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从而达到预防和减少腐败发生的目的。”
将逐步在全区推广
随着探索的推进，各试点单位的实施举措各具特色，除了该区国税局、复盛镇、五里店街道在“三重一大”决策时坚持主要领导“末位表态制”；该区安监局围绕重点涉及的行政执法、财务审批两方面内容，规范了16项制度；区发改委针对财务、人事、物资采购、行政审批、行政执法等权力，分别成立5个工作小组，部门纪检监察组织全程参与决策、执行的监督，变个人决策为集体决策；区房管局在重大财务开支、重大物资采购方面，实行了“预算申报制”和“领导会签制”……
“我们希望通过不同部门的探索，形成解剖麻雀式的不同经验。”周瑜泉说，下一步，江北区将在充分试点、健全制度、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在全区范围内推广。记者 何清平
新闻回顾
江北区8个单位试点 一把手3+X不直接分管制度
为切实规范“一把手”权力运行，防治“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而发生腐败问题，2012年1月，江北区试点“一把手3+X不直接分管制度”。
“一把手3+X不直接分管制度”是指将各部门、各街镇普遍具有的财务管理、干部人事、物资采购等3项“共性权力”，以及部分单位具有的工程建设、行政审批、行政执法等X项“差异化权力”交由副职分管，实行正职监管，从而制约“一把手”的“签字权、话语权、审批权、执法权”等要害权力，努力从源头上防治腐败。
江北区今年选择区发改委、区房管局、区市政园林局、区安监局、区环保局、区国税局、五里店街道、复盛镇等8个具有代表性的单位启动先行试点。
目前，8个试点单位已全面完成动员教育、制定制度两个阶段，8月10日起进入正式实施阶段。区纪委今年7月、8月先后两次对各试点单位进行检查督导。9月14日又对下阶段各项工作进行研究部署。
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效果。一是“一把手”认识到位。基本都能正确对待自己手中的权力。
二是用制度切实规范了权力运行。市政园林局等单位从制度建设入手，对局党委会、局长办公会、行政办公会等议事规则进行健全完善，对涉及“人、财、物、工程、执法”等权力逐一细化流程、完善制度。
三是各具特色亮点。区安监局围绕本单位重点涉及的工程建设、行政执法两方面内容，从4个方面规范16项制度；区房管局在重大财务开支、重大物资采购方面，实行“预算申报制”和“领导会签制”等等。
四是提高了行政效能。各试点单位“一把手”从具体、繁琐的事务中摆脱出来，集中精力理思路、抓大事、谋发展、促落实。下一步，江北区将在充分试点、健全制度、总结经验的基础上，2013年在江北全区范围内全面推开。
南川"一把手"分权调查：副职大爆发 "史上第一"频出
2010年2月，重庆市南川区“升级”浙江余姚经验，在国内率先施行党政“一把手”不直接分管人财物等要害权的权力分配“新政”。三个月后，尽管这一原本为反腐而实施的“新政”效果还尚待更长时间检验，但人们也从中看到了“些许的曙光”。观察人士认为，“南川模式”有理由让人们对消除“一把手”的“监管魔咒”充满新的期待。
春节后“第一文”，
“一把手”给副职分权
2月23日，农历正月初十，中国人的“新年节日”尚未过去。仍沉浸在鞭炮声中的南川，96个乡镇街道和区级部门的“一把手”，都接到了一份文件。
这是一份名为《南川区加强党政主要负责人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文件上南川委发[2010]8号的编号，以及南川区委、区政府的联合署名，显示了文件的不寻常。
节后“第一文”厚达10页，刚一看到文件，吴政鸿(化名)眸光一闪。20多年各级党政“一把手”的历练，早已使他具备扫一眼公文，便能判断其重要性的“特异功能”。
“各乡镇街道和区级各部门党政主要负责人，实行‘五项’不直接分管制度，财务、人事、工程项目、行政审批、行政执法，明确由班子其他成员分管……”
吴一口气读完全文，眉宇间的“川”字愈发凸显。作为南川区某局局长、党组书记，他很清楚，这些条款所蕴含的深意。
“就是分权！”吴政鸿在心里打下一个巨大的惊叹号。
吴还从这份文件中看到了异乎过往的细节：文件直接针对的单位达96个，加上抄送单位更是数量庞大。但，文件只印发了200份。
更值得玩味的是，他发现这一具有轰动效应的举措，居然一连10天，在市内乃至区内的各大媒体上，都没有作任何宣传。
“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份保密文件。”他说。
观望与试探，
微妙中的对峙
吴政鸿陷入了沉思。对现行“一把手负责制”的官场而言，这是一场具有震撼性的变革。
除“五不直接分管”外，这份6章39款的规定，还制定了“一把手末位表态制”、“实名推荐干部制”、“行政执法会审制”等详规。
这意味着“一把手”不仅有可能“被褫夺”最为核心的五项权力，甚至连“发言权”、“提名权”、“自由裁量权”这样微妙的“权力引导术”，也被一一晒到了阳光之下。
鉴于上述微妙现实，也基于某种可理解的原因，吴政鸿没按惯例在这份文件上进行“圈阅”，也未转送班子其他成员，而是随手锁进了文件柜。
在这一点上，不少“一把手”保持了惊人的默契。就这样，一场堪称“地震”的新政，在南川却陷入了事实存在却悄无声息的状态。
观望中，也有例外，南川区卫生局局长钱齐妮就是其中之一。这位女“一把手”直率地回忆道，早在年初，南川区委书记王永康就在一次小范围会议上，表露过“五不直接分管”的内容。
她随后召开卫生局办公会，将这一消息毫无保留地披露，并直言她想立即在卫生局实施。
不过令钱齐妮深感意外的是，当时所有班子成员无一例外地反对，理由是“连个正式文件都没有，不合规矩。”
2月23日的通知，无疑给了钱齐妮充足的底气。在随后召开的卫生局党政联席会议上，她将财务、人事、基建项目、医政等要害权力，悉数下放到4位副职和2位调研员名下。
2月28日，分工调整情况即被送往区委办和纪委等部门。这比后来规定的4月前报送的期限，提前了整整一个月。有些部门甚至一直捱到3月31日的“大限”之期才报送。
钱齐妮眼中，“五不直接分管”并不突然。早在去年5月，在她的力主下，卫生局曾出台《南川区卫生系统党政“一把手”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试行)》，其内容也是制衡“一把手”权力。
这位外表温婉的女“一把手”坦承，她当初只是卫生系统的一名小医生，二十多年后重回卫生局执掌“帅印”，很多人替她捏一把汗，担心她难以服众。然而她却迅速获得了上下认可。
她由此感慨，一个“一把手”的威信，不是靠权力附赠，而是凭“工作能力和人格魅力”。
地下潜行中“破茧”，
阻滞中铁腕向前
对卫生系统而言，迅速贯彻此次“新政”内容，还有着某种内驱力。
就在去年，南川疾控中心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夏某因受贿、违规发放奖金和骗取财政资金，获刑5年。这名曾经优秀的卫生干部，所犯罪行，全是在担任“一把手”之后。
钱齐妮意识到，正是过于集中又不受制约的权力，导致了令人扼腕的结果。她坚信，对“一把手”限权，实际是在保护“一把手”。
但道理归道理，“一把手”强大的权力惯性，使得这个“新政”在开始之初，实际上是在地下运行。
“其实最开始我们也没底。”南川区纪委书记周瑜泉坦言，此举确实太富冲击力，因此从政策酝酿到正式出台，一切都是在无声无息中进行。
去年10月，带着王永康“研究浙江党政正职监管做法”的批示，一个神秘考察团从南川前往浙江余姚。因王本人系浙江交流干部，两地类似的考察互访极为频繁，毫不显眼。
而余姚，正是2004年“一把手不直接分管”制度的先行者之一。此番余姚考察之行，目的正是“取经”。
一回南川，王永康即要求纪委着手制定“南川‘一把手’五项不直接管规定”。这令周瑜泉压力顿生。的确，此一时非彼一时。
2004年正值全国“扩权强县”改革高潮，浙江一举放权603项、吉林放权876项给县级政权，才诞生了浙江余姚、吉林长白试点“一把手”不直管财务。
6年过去了，当年的历史背景不复存在。如今，被称为“改革风向标”的深圳，也只规定了“一把手”四项不直接分管内容。而南川，却希望一步到位，“全面超越”。
对偏居西南一隅的南川而言，这是一场闻所未闻的激进改革。鉴于此，即便是政策起草部门的区纪委，对外也一直保持缄默。
然而，这种沉闷的政策“真空期”很快被打破。
3月5日，“新政”出台后10天，南川召开党风廉政建设暨“作风建设年”动员大会。所有乡镇和区级部门“一把手”，以及“四大家”领导悉数出席，总共400余人。会上，“一把手”“五项不直接管”制度全面曝光。同时，王永康还措辞严厉地提醒在座“一把手”，面对各种诱惑的时候，要算经济账、法纪账和良心账，不能“一失足成千古恨”。
南川“新政”铁腕向前。
首吃螃蟹，
以人事权做“试金石”
王永康台上强硬的讲话，引起了台下鱼泉乡党委书记李梦华的强烈共鸣。这位29岁就担任乡长，如今是乡党委书记的少壮派“一把手”，打算拿自己所在的乡做一番大胆试验。
他试验的目标，是所有“一把手”权力中最为核心、最为敏感的人事提拔。
4月初，鱼泉乡召开党委办公会，讨论乡社保所所长人选。李梦华将一男一女两位候选人简历分发后，按新政“一把手末位表态制”的要求，请大家先谈看法，自己则埋头看简历。
望着就此一言不发的李，一帮副职有点傻眼。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互看完了就都瞅着李梦华。
按以往惯例，此刻该是他这个“一把手”不经意地点一句“两位同志都不错，但某某同志工作比较负责”，以此作为“拨开迷雾的明灯”，然后大家附议，最后全票通过。
书记不表态，副职不说话，办公会一时有些冷场。李不得已“点将”，请分管人事的副职先发言，并有言在先：“谈具体看法，完了明确表态，不准说都合适，得说谁最合适！”
“选的人是你们自己用，不是我这个书记。别想着谁都不得罪，最后又把皮球踢给我。”李的话引得大家一阵哄笑，气氛就此轻松起来。
随后的讨论热闹异常。按常理，那位男干部年龄有优势，职称是中级，乡镇工作中男性性别本身也是巨大的有利条件。
但大家讨论后认为，乡镇社保需要极强的耐心和细致，这位女干部有此特点。此外她长期从事民政工作，业务熟，且相关软件操作驾轻就熟。
最后，这位看起来并不占优势的女干部，却获得了通过。
“事实证明，我们的干部明事理，有公心。”事后李梦华说，其实他也倾向于更符合实际工作要求的那位女干部，但以前由于“一把手”掌握人事大权，副职们出于维护班子团结的朴素愿望，哪怕有不同意见也会和他保持一致。而放权于副职，大家更容易摆脱那些官僚僵硬的条条框框，真正选贤任能。
自此次人事调整后，已有6年乡镇“一把手”工作经验的李梦华，更坚信了“新政”的可操作性。
财务签字权下放，
破解“一把手”监管魔咒
“新政”在乡镇全面铺开，住在城里的张小静也没闲着。相对于某些“一把手”的顾虑，37岁的张小静对“五不直接分管”制度，甚至一开始就有好感。
这很大程度上源于她南川区南城街道办事处主任的职务权力带给她的压力。作为南城街道“一把手”，她有“财政一支笔”的权力。
然而，这个幅员面积达208.4平方公里的街道，人口众多，事务庞杂，需要她财务签字的地方太多。
最终，因为去年的一次意外事件，使她意识到，这种过于集中的权力，会给工作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
当时，一家长期给南城街道供应电脑耗材的公司，需要结算一个款项。可对方派人连续上门近20次，却都因她在外奔波无法签字。这一拖就是大半年。
大半年后，她最终在检查工作的路上被对方“堵”住。尽管张一再道歉，但对方仍强硬地宣布，今后对南城街道必须施行“现货现款”的制度。
不得已，她此后只有专门固定每周一为“财务签字日”。
“新政”出台后，她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召开办公会，将烫手的“签字权”下放。面对副职们的劝阻，她开玩笑：“别把这当作是削我的权，这实际上是给你们套‘紧箍咒’呢！”
而随后的事实是，副职们拿到这些权力后，几乎做到了锱铢必较。“他们可比我抠门多了！”张笑言。
在张小静看来，财务权确实是“一把手”的核心权力，但这种权力也是巨大的诱惑和压力，处置不当后果严重。
因为需要她签字的地方太多，而工作又太繁杂，有时连她自己都后怕，万一弄错了，这责任也只有她自己背。而现在，副职们不仅审核更专注，有了自己这个顶头上司的监督，资金的安全性也更有保证。
周瑜泉显然赞同这样的看法。在他看来，“失去了直接权力”的“一把手”“没权”无法腐败，而被“一把手”盯着的副职又难以腐败。多年来“上级管不到，同级没法管，下级不敢管，群众管不了”的“一把手”监管魔咒，似乎在这种模式下，让人们有了新的期待。
副职能量大爆发，
南川诞生数个“史上第一”
按南川区最初的设想，“新政”本意是预防腐败，规范权力运行。但施行三个月来，南川区发现，意外收获不期而至。
2月底，南川水务局决定，在金山镇金狮村修建4.2公里拦水大坝，同时整治修复南山堰。按新政分工，副局长朱任明全权负责此事。
5月上旬，局长郑远学问起工程进度。
“4月28日就竣工了。”朱任明答。
“你开什么玩笑？”郑远学瞪大眼珠。两个投资100多万元的水利工程，以往最快也要大半年才能初步完工，如今却只用了两个月，难怪郑难以置信。
“十几个分管领导和处室审批的程序，如今你让我一个人拍板，哪能不快？”朱答。
朱坦言，以前副职们对工作是“等安排”，操作中只要不犯错就是“大功一件”。而现在是绞尽脑汁谋划细节，生怕哪点思虑不周出了瑕疵。
“原因很简单，现在责任都在分管副职身上，荣是自己，辱也是自己。”朱说。
5月12日，南川区环保史上最大的项目—————城乡污水处理系统建设工程融资招标签约。引资额高达2.96亿元，超过南川环保建设20年投入总和。
如此重大的项目签约仪式上，签字的竟是该区环保局副局长宋明智。该项目从意向性谈判开始就由他全权负责，三个月后就顺利签约。
“放权后才意识到，副职们的能量竟然如此巨大！”沉浸在喜悦中的环保局“一把手”向前深有感触地说。
他甚至坦率地承认，该项目如由自己负责，三年不一定拿得下来。因为作为“一把手”，他绝不可能在一个单一项目上，像宋那样事事亲力亲为、沉心思考。
向前还认为，分管的副局长们在自己的分管领域内更加专业、严谨，考虑问题也更为细致，这比“一把手”粗犷的“宏观把握”更专业、更精细。
“‘一把手’不直接分管，激发了副职们的能量。”向前说。
5月21日，第十三届渝洽会上，南川签订重庆职工会计专科学校南川校区建设投资框架协议，总投资5亿元，成为南川教育史上第一大项目。该项目由南川区教委副主任张永均全程负责，耗时仅1个多月。
副职们积极性空前高涨，被“解套”出来的“一把手”们也没闲着。
南川区人民医院迁建工程引资谈判始于去年8月，拖到今年3月都毫无进展。“新政”实施后，从琐事中“解放”出来的区卫生局长钱齐妮专心“猛攻”，至5月18日终于基本敲定。该工程引资额达16个亿，等于南川卫生医疗系统过去20年总投入。
……
“坦率说，这些变化确实出乎我的意料。”王永康对南川的变化也很感叹。他承认，“新政”正在使南川发生一些始料未及的改变。
要运筹帷幄的帅才，不要贪恋权力的庸才
陈波：向“一把手”分权，怕不怕影响他们的积极性，甚至干脆“撂挑子”不管？
王永康：不算夺权吧(笑)。只是“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需要进行有效监管。这也从侧面保护了他们。不直接管不代表不管，“一把手”负有领导和监督责任，必要时可使用否决权。一个党政“一把手”应该是视野宽广，谋篇布局的帅才，而不是贪恋权力的庸才。要是这也“撂挑子”，这样的干部我们宁可不要。
陈波：“一把手”腐败是全国性难题，南川“新政”能“药到病除”吗？
王永康：所有腐败都有一个共同点：知情者甚少，一般就是双方当事人。“一把手”分权，就让知情者增多，这样腐败成本以及暴露几率将会大为增加。
陈波：任何“新政”逐级实施中，都有一个“效用散失”的问题，怎样破解“阳奉阴违”的困局？
王永康：区纪委监察局已成立五支督察组，随时可以“突袭”部门办公会、调阅会议记录这样的“桌面上的违规”。“桌面下的违规”则有专门的电话、电邮、网上访谈等形式。其实核心在于，正副职之间已成相互制约关系，“阳奉阴违”则势必损害一方利益。利益受损方是绝不会容忍这样的情况发生。
陈波：“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的“一把手”“权力惯性”，会不会在分权后导致“一把手”一个人的腐败，演化成正副职勾连的群体性腐败？
王永康：每个人的利益基点都不同，官员也一样。加上现行的干部交流制度，一旦岗位变化，这样的利益集团会立即崩溃。任何有政治智慧的干部，都不会如此涉险。
永川区严把“五关”强化一把手监督
近年来，永川区紧紧围绕一把手权力运行关键环节，建立廉政体检、集中巡察、廉政风险防控、民意监督、离任审计五项监督机制，严把“五关”，健全一把手立体化监督体系，强化一把手监督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严把“廉政体检”关，强化一把手任前监督
建立和完善三项制度，实施新任一把手廉政体检工程。一是实行任前廉政考试。对拟任一把手人选，组织任前廉政知识测试，凡考试不合格者，可申请一次补考，补考仍不合格者，取消其任职资格。二是推行任前廉情申报。拟任一把手人选要申报本人、配偶及子女房屋产权、经商办企业情况等14项内容，着重申报家庭经济状况，便于任前与任后经济状况比较分析，实施有效监督。三是建立廉政档案。建立一把手电子廉政档案，及时全面收录、更新家庭成员、家庭财产、信访举报、违纪处理等7大类25小类廉政信息，及时对拟任人选提出廉政意见。
二、严把“集中巡察”关，强化一把手履职监督
发挥巡察工作“监督员”作用，重点加强一把手履职情况的监督。一是把握关键、突出重点。巡察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尤其是党政“一把手”，重点内容是重大决策贯彻落实、履行党风廉政“一岗双责”、“三重一大”制度落实情况等，强化一把手核心职责的监督。二是创新方法、规范程序。创新巡察“968”工作法，即按照9个步骤实施，采取6种方式收集情况，制定8项措施跟进巡察，切实提升巡察监督实效。三是落实监督、注重实效。2007年以来，共对23个镇街和29个重点部门一把手开展了巡察监督，收集意见和建议1000余条，要求整改问题100余个，提供违纪线索4条。通过开展集中巡察，有效弥补了一把手监督中“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纪检监督太晚”的不足。
三、严把“风险防控”关，强化一把手过程监督
深度公开全区正科级以上领导干部职权，实时监督权力运行。一是清理法定职权。全面清理正科级以上领导干部职权，摸清职权底数，明确职权名称和法律依据，编制“职权目录”，绘制“权力运行流程图”，规范权力运行。二是排查廉政风险。按照“对照职责→梳理职权→找准廉政风险”三大程序，重点查找“思想道德、制度机制、岗位职责、业务流程、外部环境”等五类廉政风险，并在一定范围内公示，广泛接受监督。三是评估风险等级。依据权力的重要程度、自由裁量权的大小、腐败现象发生的概率及危害程度等因素，把廉政风险划分为“A、B、C、D”四个等级，对廉政风险实行分级管理。四是监督权力运行。综合运用廉政教育、公示公开、规范权力运行等手段，做好廉政风险的前期预防。整合党内监督、人大法律监督、政协民主监督、政府专门机构监督资源，做好廉政风险的中期监控。重视巡视、审计、干部考察等渠道，全面收集廉政风险信息，对苗头性、倾向性腐败问题进行风险预警，及时化解廉政风险。
四、严把“民意表达”关，强化一把手群众监督
拓宽群众监督渠道、创新群众监督方式，鼓励群众敢于监督、善于监督，主动将一把手置身于群众的监督之下。一是引入民意调查机制。组织党员干部、群众和服务对象代表，对在任和原任一把手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一岗双责”、领导干部个人廉洁自律情况进行民主测评，测评情况及时反馈给单位和个人，对全区排名最后的两个单位主要负责人进行诫勉谈话。二是依托党务公开晒权。依托党务公开“三级联动”机制，健全区委、镇街部门、村(居)重大事项决策制度，并通过党务公开网站、触摸屏、公开栏等多种形式进行公开，主动晒权。三是主动接受各界监督。注重邀请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群众代表以及党务公开监督员参与各级重大决策，强化决策权监督，促进决策过程的公开和透明。
五、严把“离任审计”关，强化一把手离任监督
永川区强化一把手离任监督，有效防止任期内有问题、群众意见大的一把手易地提拔、改任。一是实施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制定《重庆市永川区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实施办法》，重点对一把手财政收支、重大经济事项和重大投资项目决策等遵守国家财经法规和有关廉洁自律规定方面的情况进行专门审计，审计结果记入领导干部廉政档案。2011年以来，全区共实施一把手经济责任审计12名。二是实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执行情况离任审计。一把手因交流、改任等原因离任时，区纪委对其任期内贯彻执行上级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部署和要求、本人遵守廉洁自律规定等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职责的情况进行检查。离任检查结果将作为评价、使用领导干部的重要依据。2011年以来，区纪委对39名一把手实施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执行情况离任检查。三是实施选人用人公信度离任审计。充分发挥选人用人公信度离任检查对日常监督的“倒逼”作用，促进一把手进一步认清责任，自觉规范选人用人行为，提升选人用人公信度。2011年以来，对8名离任一把手履行选人用人职责进行了离任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