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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增幅大,因为经济增长快
新京报:具体到你们的研究,复兴进程是如何测量的?
谭永生:大多数人看来,“民族复兴”是很抽象的概念。我们想,既然要做一个指数,就要有依据来进行衡量,要选择那些能代表民族复兴的依据。
我们把复兴进程分解为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国民素质、科技创新、资源环境、国际影响6个指标。
然后经过讨论,确定大家都比较认可的指标。这一指标,既要客观,又要有可比性。最重要的是,必须可以量化。我们有详细的列表,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新京报:除了这6个复兴指数,是否还有其他指标也应作为复兴依据?
谭永生:如果谁认为另外一个指标更合适,可以和我们争论。但目前还没人和我们争论。
新京报:你们研究的数据的来源是什么?
谭永生:有些数据是国家统计局会公布的,还有一些,是国际上公布的,是相对比较认可的。
从这个指标设计,数据的采集、计算,得出的结论应该是比较严谨的。
新京报:我注意到,2005年复兴实现的程度只有46.4%,2010年就达到62%,为什么增幅这么大?
杨宜勇:我们本着科学的态度,研究的各项指标都没变。增长幅度大,是因为十一五期间经济增长比较快。
新京报:62%这个数字,是不是意味着“复兴”已经及格了?
杨宜勇:实现复兴,就是要达到或超过100%。
我们测算这个数字,是看离实现目标还有多远,而不是说62%就及格了,或者说“复兴”基本实现了。这就好比说100摄氏度是水开的温度,而99摄氏度就不是。
新京报:这个数字对普通老百姓意味着什么?
杨宜勇:普通老百姓凭自己的感受可能不太认可我们的数据。比如说收入分配这一指标,官方公布的平均工资增长了,但这是个平均数,75%的人收入在平均线以下,所以他对平均数不认可。同样的,62%这个数字,是国家群体的一个平均数,个人可能无法感受到宏观的情况。
研究没有花国家的钱
新京报:这是你们第一次做这方面的研究吗?
杨宜勇:不是。我们第一次发表论文是在2007年,那个时候算出来2005年的复兴数据是46%,别人都说低啊。
但现在,我们的研究数据显示复兴进程实现了62%了,大家又都说高。
新京报:这个研究会不会影响有关部门下一步的举措?
杨宜勇:我们把研究成果拿出来,别人参不参考,从什么角度参考,那是别人的事情。
新京报:这个课题是研究所在做还是你们的个人行为?花了多少钱?
杨宜勇:这不是研究所的课题,全凭我们俩的兴趣爱好。2007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到中国研究“2049年的中国”。人家一个外国人,都关心2049年的中国,我们为什么不关心呢?
这个研究花费的主要是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没有什么其他的成本,也没有花费科研经费。这个都可以去检索,也可以去财政部门问。
新京报:这个研究有没有给你工作上造成什么影响?有没有领导过问?
杨宜勇:没有,因为这是我们个人的论文,个人的观点。
新京报:这个研究还会继续吗?
杨宜勇:当然会。
新京报:接下来,复兴进程的数据会多久公布一次?
杨宜勇:这个公布周期,现在也没想好。最初想,伟大复兴将近50年的时间,5年公布一次,大概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