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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双闪车队”队员大声告诉旅客,可以免费接送。一开始,绝大多数人不敢相信,但等坐上车之后,他们才转为相信、感谢、感动。
首都机场方面表示,当晚,机场工作人员协助爱心车队在7月22日凌晨2点到5点间,以100余车次将200多名旅客运往市区。
人们说,暴雨之夜,“双闪车队照亮了北京”。
垄断经营是出租车行业的病根儿
靠“活雷锋”们带来的温暖,可以照亮一个雨夜,却解不开出租车业的死结。人们想知道,为什么在社会最需要出租车的时候,出租车反而少了呢?
北京新月联合出租车公司的齐师傅没有在暴雨天出车。他看见当天路面积水和堵车现象严重,心里盘算着,自己的车是新车,一旦发动机进水,维修费至少要花3000元,这些都要司机自己承担。刨去给公司缴纳的“份子钱”,他每天出车的净利润也就100元,如果水淹了发动机,就等于一个月白干了。因此,齐师傅宁可一天不出车挣钱,也不想让一个月的收入打水漂。
北京万泉寺出租车公司的赵师傅曾在下雨天出来拉活儿,导致发动机进水,那次赵师傅花了近2000元。7月21日下暴雨,他下午出来拉活儿,见雨大水深,就赶紧收车。
北京三元出租车公司的王师傅还告诉记者,司机们雨天不出来拉活儿,还有一个原因:雨天乘客都要求进小区,但小区里车多容易发生剐蹭,这些小事故都需要司机自己出钱处理,还耽误干活儿挣“份子钱”,所以很多司机不愿意下雨天出来“找麻烦”。
和全国很多城市一样,北京的出租车业采取公司掌握经营权,司机开车每月上交“份子钱”的模式运营。
北汽集团原宣传部长张国庆告诉本报记者,这个模式是出租车市场出现以来,逐步发展形成的。出租车属特许经营行业,政府决定一个城市的出租车数量,由此出租车牌照成了一种稀缺资源,拥有这种资源就可以获得利益。在出租车公司与司机的分配关系中,出租车公司掌握“特许经营权”,以此有权向司机收取“份子钱”。“份子钱”的居高不下,又导致了司机收入下降、工作积极性下降,打车难成为城市顽疾。
在一些城市,附着在一辆出租车上的经营权,也就是牌照价格,动辄几十万元,在厦门、温州等地,牌照价格甚至上百万元。得到经营牌照的公司或个人拥有了经营权这一“生产资本”,只需将出租车包给司机,每月收取“份子钱”作为“资本收益”,司机付出劳动,每月需上交“份子钱”,剩下的钱才归自己。
张国庆告诉本报记者,政府限定了北京市6.6万辆出租车的市场规模,又定死了出租车的“份子钱”,现在的北京出租车公司利润基本是固定的,不再有创新动力,在北京出租车市场没被“管死”的年代,出租车公司靠提高司机业务能力和职业素养展开良性竞争,但“管死”之后,尽管看起来稳定,但出租车市场就像一潭不再流动的水,企业哪里有创新的积极性?
更深层次的问题,来自垄断。张国庆指出,拥有出租车经营权的大公司,除了从“份子钱”上获取收益,还可以靠垄断的“特许经营权”获取银行贷款,投到其他利润率高的产业。“经营权是源泉,看不见,但能源源不断地创造财富。”
同时,这个行业还可以拿到政府的补贴。油价上涨后,出租车司机的成本增加,有些司机交完“份子钱”所剩无几,一些地方政府以发放补贴的形式鼓励司机出车。据了解,北京市每年补贴出租车业至少7亿元。
曾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出租车改革课题调研组成员的王克勤表示,根据他的长期调研,全国出租车行业每年给国家的税收总额约20亿元,但近年来每年中央财政给这个行业发放的燃油补贴就达60亿元。
然而,这些补贴并不能解决出租车业的根本问题。暴雨之夜,出租车业的不合理性清楚地呈现出来:这样一个拿了大笔政府补贴的行业,并没有在公众最需要的时候,提供让人满意的服务;这个行业的分配链条中,出租车公司牢牢掌握垄断的经营权,坐地生财,辛苦工作的出租车司机却承担了绝大多数的风险。
如何校正出租车公司与司机的关系
采访中,记者听很多出租车司机表示,对“双闪车队”队员们的举动很钦佩,还有人说“如果我有私家车,我也想出门帮他们”。但他们比“双闪车队”队员多考虑的问题是:如果出车后,车辆出了问题,在修车时间里,司机出不了工,不挣钱还要缴“份子钱”。
如何激发出租车从业者的职业精神,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
一家出租车公司负责人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遇到客流量大的情况如节日、极端天气时,北京市交通部门会提前一天下发通知,京城的出租车公司按单、双号排班,轮值的几家公司会按照运输局的要求出车用来“保底”,“比如这家公司出400辆,另一家出300辆。然后公司把指令下达给几个车队,车队再派给司机任务。”
在上述人士看来,如果“保底”的地点在机场,就意味着司机大多要空驶20余公里,油费、过路费等费用相加,挣的钱很少,再加上去机场耗时,机会成本也小。“完成上面布置的活儿,是苦任务、尽义务。公司只能靠宣传、教育。”
这样的派任务有时也不好使,特别是在机场。为了争取较低的机票折扣,不少旅客选择午夜航班,但这种时候,出租车司机更难从城里拉着活儿去机场,注定是空驶。午夜时,机场通常都缺出租车。
上述人士建议,政府可以在东直门等地,设置一个与机场大巴、快轨接驳的出租车点,极端情况发生时,先由机场运输方将旅客送到东直门等交通枢纽,让跑“保底”活儿的司机在那里等,可以降低空驶成本。
政府和出租车公司能否为司机承担“保底”运营的成本?在上述人士看来,为了减轻司机在极端天气时“保底”的负担,业内人士希望走机场高速和在机场停车能减免收费,但这一点很难落实。如果把司机出车的成本都转嫁给政府,其实也就是用了纳税人的钱。
出租车公司的齐师傅告诉记者,不加价、不拒载都是这个行业最基本的职业要求,公司每个月开例会的时候也会对司机进行宣讲和教育,但在管理上还不严格,处罚的力度也不大。
尽管很多公司强调提高出租车司机的职业道德意识,但目前北京市出租车行业缺人,竞争不足。据了解,出租车司机干活儿辛苦收入不高,还要求具有北京市户口,出租车公司能招到的人越来越少,没有特别严重的情况,很少开除。
出租车司机从这份职业里得到的尊重感和归属感并不是很多。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王军研究出租车行业多年,在他看来,出租车业的特许经营权及其利益分配是行业的核心。在这个过程中,管制与市场自发力量之间一直在抗衡,最终,出租车司机曾经拥有的经营权被剥离。
张国庆上世纪70年代以复员兵身份进入北京市出租车行业时,那时的司机们骄傲地拿着高出社会平均工资近一倍的钱,“找对象都是漂亮的服务员、空姐。”现在开车的,很多是“为了生存干这种苦累活儿”的郊区县农民,除了出租车公司给司机上一些基本的保险,培训和福利方面都很薄弱。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司机均表示,如果雨天出车有风险,那这些风险基本全部由司机承担,公司不会为修车耽误的工作时间负责,到了该缴“份子钱”的时候,公司照收不误。
“稳定的承包关系有助于减少公司和司机之间的纠纷,但这只是政府的目标。”王军表示,对公司和司机来说,他们关心的是利益和风险的分配。
多位学者呼吁,出租车要想提供高效服务,获取合理利润,就要打破出租车公司的经营权垄断。
熟悉多地出租车业的律师王振宇认为,完成上述转变,需要政府的智慧和勇气。类似放开经营权的举措,未必一蹴而就,而是要找准时机;比如,一旦经营权到期,以提高服务、竞争上岗的办法淘汰一批司机和公司,放新的竞争者进来,把市场搞活,目前杭州等地已经开始这样的尝试。
本报北京7月24日电 记者 白雪郝帅 实习生 饶梦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