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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取信息
“行业自律”一走20年
“其实，行业内部对于信息披露的呼声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有。那时，一些行业的有志之士，也是现在的老从业人员，已经意识到整个行业要自律。这个自律，没想到一走20年了。”程刚说，在这20年中，一些老前辈一直在推动这个事情。
1998年，他们曾想做行业自律和信息披露，“想有一个大的推动，但当时条件不成熟，没有实现。”
然后就到了2008年。“汶川地震，催生了我国公民社会的崛起。那年的捐款数额超过1000亿元。这是什么概念？从改革以来，所有的捐款加起来也没有这么多。那是中国慈善行业的一次大爆发，也引起了学者、公众的广泛关注，自然也推动了行业的信息透明。”这一年，慈善捐款超过千亿大关，占到GDP的0.4%。
“2009年，国内慈善机构访美，一看，人家在做的就是我们想要做的。事实上，1998年那会儿，我们也是准备参照美国的规则和办法。十几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基金会数量大幅增长，美方也对我们另眼相看，详细地介绍了他们的经验。回来后，我们就立刻开始了这项工作。”
程刚所说的工作，是将全国两千多家基金会，包括公募和非公募的，相关的基本信息、年度工作报告、财务信息、项目信息以及项目执行机构等内容，分级收集并上线公布。
但采集并公开信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通过上门、电话等方式进行，却屡屡碰壁。
披露信息
最重要项目一片模糊
“想是想了，做就不容易了，尤其想要各方达成共识。因为信息披露会影响很多基金会组织。”
程刚说，在基金会管理方面，“政策好，实践起来却不一定。有时缺乏具体的操作细则和惩罚机制，这让信息的采集和披露就难了。”
最难的一点是如何披露。“我们有几个办法。首先政府管理基金会，要求基金会每年在指定媒体上披露信息。很多基金会都注册在地方上，当地很多报纸没人看，有的还要收费，有的报纸一个版要三五千，我们拿不起。另外，有的基金会每年都要向主管部门汇报，问他拿信息他会说，你去找主管部门要。以前，全国只有两三家民政局在网站上公开基金会信息。后来，我们不断推动省一级民政局拿到基金会信息后进行披露，效果很好。现在全国包括广东省在内有10个省级民政部门都会公开相关信息。”
第二个渠道是通过基金会。“基金会报给主管部门的信息，有的很笼统，很模糊。你说那些财务数据、报表，有几个人能看懂？公众关心的是什么？为什么红十字会披露信息后大家还是不依不饶？大家关心的是捐的钱用到哪里？效果怎么样？所以，项目信息很重要。这个项目花了多少钱，谁在做，做到什么程度，效果怎么样……恰恰这么重要的信息，披露制度还不完善。”
与红会面临的巨大舆论压力不同，那时基金会的透明行动“没有人逼着我们去做”。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亦是发起机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