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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我国现有行政村60多万个，村干部数以百万计。这些村官既是“将尾”又是“兵头”，其能力、作风、心态如何，直接关系着乡村的建设和发展。
现阶段农村工作任务重压力大。“中国式村官”到底难在哪儿？困境该如何破解？本报记者近日走访了几名“村官”，请他们讲讲心里话。
老板村官魏翀 没奉献精神不行
●村务外人难插手 人才农村留不住
51岁的魏翀身材高大，架着一副近视眼镜。1997年，魏翀从年收入20余万元的生意场“转业”到江西省高安市蓝坊镇魏家村，当上了年收入仅有2000元的村官。
由于不是党员，他先是挂了村委会副主任的职，3个月后，因工作出色当上了村委会主任，主持魏家村的工作。没出一年，魏家村的各项工作就在蓝坊镇排到了第一位。声名远扬的魏翀，也因此成了“救火队员”。毗邻魏家村的兴仁村是个远近闻名的“麻烦村”。蓝坊镇决定把兴仁村一个连续3年抗粮抗税的村小组划归魏家村委会。谁知宣布任命的当天，镇领导和魏家村的干部从晚上7点等到11点，不见一个兴仁村的干部来开会。“当地宗族色彩浓厚，外人很难插手。这也是为什么农村工作最好是要本地人来做的原因。”
由于当前青壮年大量外出务工，新农村建设和日常工作都面临着较大的困难。魏翀认为，新时期农村工作的难点，在于设法带动村民致富，兴办好各种公益事业。魏翀觉得，选拔村干部尤其是村支书和村主任，有必要考虑其经济基础。“这样的人一般在农村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群众才信服你。”
虽然国家出台了许多政策鼓励人才到农村干事创业，但人才缺乏依然是农村工作的一个瓶颈。魏翀曾希望一个本村优秀的大学毕业生担任村主任，但却因为待遇等问题未能如愿。“做好基层工作，需要一批有水平、有能力的人，其实农村不是没有这样的人才，但问题就在于留不住。”
从当上“村官”开始，魏翀的生活便发生了大逆转。2001年，正是魏翀为解决兴仁村积弊而焦头烂额的时候。他的养猪场里30头怀孕母猪全部流产，直接经济损失在3万元以上；2004年，魏翀和朋友在上海创办嘉翔门窗有限公司，并成为通用汽车的门窗供应商。但由于没时间到上海进行管理，企业逐渐走上下坡路……“当这个村支书，没有奉献精神真干不来。”在魏翀看来，“当了村干部，精力和时间就要保证，自己的得失要看淡一点。”（记者 卞民德）
女村官党金菊 村务家务一肩挑
●权小事多待遇低 传统观念挑战多
陕西省合阳县百良镇李家庄村地处黄河沿岸，三面环沟，5年前还是全县有名的自然条件差、经济落后、村“两委”班子瘫痪、进京群体上访不断的“烂村子”。2006年，村支两委换届，党金菊高票当选村党支部书记。
“村支书这个岗位，权力比芝麻小，事情比沙子多。”党金菊说，“上级的各项政策、工作任务最终都要落到村里。可村民的文化素质比较低，想办任何一件事情，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回想这几年走过的路，确实很难。”
2008年，党金菊通过外出考察，决心号召村民开发黄河滩地种植莲菜，一亩需要投资2000多元。群众议论纷纷，说她“简直胡闹”。她就带领村干部和群众代表去参观学习，谁知回来后还是没人愿意干。党金菊决定自己先栽植100亩，让大家看到效益后跟着干。当时，距离下种只剩下90多天，一次性投资需要20多万元，从哪里凑到这么多钱呢？有人劝她：你一个女人，怎么这样不安心，胡折腾？可这是全村人都在“盯”着的事，她瞒着家人凑了13万元。
“那段时间，我整宿整宿地合不了眼，怕万一失败，那么多钱怎么办，还会被耻笑，压力特别大。”党金菊说，在她和丈夫的精心管理下，100亩莲菜当年纯收入达到12万元，“群众因此认为我是个能人，也就跟着干了。”
一个难题解决了，新的难题又接蹱而至。党金菊说：“有的事情，上面任务压得重，可是老百姓积极性不高。办不好，领导要怪；强行办，群众不答应。你说这村干部该咋整？”党金菊坦言，当村干部操心很大，整天为村里事跑来跑去，没有节假日，但是待遇非常低，“每个月300元，还不够城里人吃顿饭的。”
作为一名女村支书，党金菊比男村支书更难，付出的也多得多。“项目都是靠‘跑’的。上级领导多数是男性，如果领导白天没时间，还可以约到晚上谈。女村官就不行，要注意场合，不然会引起非议。”另外，“男人做‘甩手掌柜’没问题，女人就不行，工作一样做，家里还要料理好。更重要的是传统观念的压力，村子大，男能人也不少，肯定有不服气的，凭什么让你一个女人管啊？等看笑话的人也有。”（记者杨 彦）
大学生村官李江冲 面前挡着“三座山”
●既缺经验又缺钱 职业前途不明朗
26岁的彝族小伙子李江冲2009年7月从云南民族大学毕业，当年底来到科地村任村党总支副书记。“农村是能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当时国家又出台了相关鼓励政策，我就来了。班里还有五六个同学也当了村官。”李江冲说，“不过，大学生村官想要干出点名堂来很不容易。”
“我们是理论太多，实践经验太少，缺乏基层工作经验。”李江冲说。科地村重修乡村公路期间，由于公路拓宽占了部分村民的树，群众对补偿问题有疑问。李江冲登门入户做解释也没啥效果。“原本以为凭着学历和知识，工作起来应该得心应手，没想到事实并非如此。”
刚到科地村不久，李江冲发现村里对于政策宣传工作不是很重视，有的村民小组没有宣传栏，广播也是坏的。李江冲提出，为每个村民小组建一块宣传栏。但是，钱由谁来出？村民小组没有钱，村委会同样资金紧张。
“集体经济这一块没有什么收入，很多想法无法落实。”李江冲举例说，目前村里正在为村民们建盖红砖砌成的卫生厕所，政府按每个坑位1000元进行补助，剩余部分由村委会再补助20%，不足的就由村民小组自筹。按标准的8个坑位算，建设资金也要两万元，但上级的补助总共才一万元左右，村民小组和村委会都喊“头疼”。
“我现在每个月的收入在1100元左右，只要进一趟县城，那个月就存不下钱了。”李江冲说，在他之前，科地村还有过两个大学生村官，都没呆满一个星期。
“生活艰苦可以克服，但是对未来前途感觉很迷茫，这是影响大学生村官扎根基层的重要原因。”
按照相关政策规定，大学生村官最多只能当6年，如果没有考上公务员、研究生、老师等岗位，到时就得另谋出路。所以，许多大学生村官从进村那天起就在准备“离开”。“有的省市已经出台了政策，当满3年村官，经考核合格就可以转为公务员。”李江冲说，但是云南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规定。（记者 胡洪江）
包村干部张延学 发展是最大难题
●集体事务推进难 个人提升空间小
见到山东省青州市黄楼镇北霍村党支部书记张延学时，他正在村民吕学军家的蔬菜大棚里忙活。“今年茄子长势不错。过两天，村里再办一个培训班，请技术员讲一下后期管理。”张延学说。
“村‘两委’想帮村民引进好品种，提高蔬菜品质，卖出高价钱。可办起来并不容易。没有成功的例子，村民谁也不愿意先试。最后，我们党员先行先试，大家看到收益提高了，这才跟着学。”
“不光是推广新品种一件事。在农村，很多事都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村民接受新鲜事物比较慢，村干部要推进工作，需要反复解释、示范。”张延学说。
他第一次到北霍村时，村容村貌非常差，“从南面进村，穿过一个很狭窄的铁路涵洞，通往村子的道路坑坑洼洼，两旁堆满柴草、大粪、垃圾；进村里再看，电线横七竖八，在天上织了数张‘蜘蛛网’；茅草房东一处西一间，把不宽敞的街道给堵成一截一截的‘灌肠’。党员、群众都希望改变现状，可对村里的事又漠不关心。第一次开会，全村32名党员，稀稀拉拉只来了几个，有的愁眉苦脸，有的毫不在乎。”张延学说，“修村路，需要钱，可翻翻村集体的口袋，积蓄不过几万元。最现实的办法是发动群众自愿捐款。通知贴出去了，喇叭广播了一遍又一遍，还是没人捐。”他托关系、找朋友，好不容易联系到一家企业，同意捐助10万元。
“企业捐助提振了士气，大伙儿觉得村干部真心在办事，开始你三千，我两千地捐钱。”张延学说，“现在路好走了，不少人新添了汽车。办了几件事后，村干部的威信提高了。”
张延学说，村干部工作繁重，收入却很少。作为村支书，他每月从镇里领取1027元工资，加上一月300元交通补贴，共1327元。
村支书提升的空间有多大？面对这个问题，张延学回答，“去年，青州市面向45岁以下的村支书招考公务员，只有1个副科级职位，1个科员职位，参加报名的有300多人。和大学生村官比，我高中毕业，没有竞争优势。”（记者 马跃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