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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日，一场针对官员的治庸风暴席卷武汉。武汉市“治庸办”暗访了该市14家职能部门，发现上班迟到、上网、玩游戏、炒股、聊天和脱岗等现象29起(4月28日《新京报》)。
自从有了官场，也就有了“治庸”，这样一个老话题摆在面前，很容易让人审“庸”疲劳。近些年，全国一些地方屡掀“治庸风暴”，究竟取得了多大实效，恐怕也只能是一本“糊涂账”。说到底，“庸”只是其“标”，“臃”才是其“本”，要想“标本兼治”，既要坚持“治庸”，更要先“治臃”。
不妨思考一个极简单的问题：那些“庸员”们为什么有那么多闲暇，得以做到“上班迟到、上网、玩游戏、炒股、聊天和脱岗”？假如机关人员足够精简，假如工作负荷量足够巨大，逼得他们团团转还忙不完，又怎能“庸”得起来？显然，这是因为机构臃肿、冗员过剩，几个人去做一个人就可以做完的事，自然就显得“精力过剩”。可见，“臃”是因，“庸”是果。
当然，如果进一步追问：“治臃”又该如何下手呢？遗憾的是，比起“治庸”的暗访、曝光、问责等手段，想要“治臃”就更为复杂许多。这其中，既涉及到机构、编制、用人等体制问题，也涉及到一些更深层的“潜规则”。比方说，一些仅凭关系背景混入机关的人，缺乏基本的知识和能力，这活儿提不动那活干不了，却没办法开除或辞退他们，只能再另外招人来干活，自然会沉淀下一批“庸员”，但谁能拿他们怎样呢？
正因如此，假如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机构臃肿、冗员过剩的深层问题，那么，对于各地不时掀起一阵风似的“治庸风暴”，外界似乎也只能停留在一种消极态度上：“赞同，支持，却并不看好。”(浙江 宣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