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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双全给家人看乞讨时表演的杂技
曹双全和父母、哥哥在破旧的家中,他们全家四人都挤在一张床上睡觉
□晚报特派见习记者 王煜 河南太康摄影报道
2月16日晚10时,太康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召开新闻发布会,证实了孟堂村的四名孩子确系假冒;目前,这些孩子已回到自己家中。昨天,本报记者来到其中一名孩子家中探访,还原家长“出租”孩子赚钱的全过程。2011年 2月 16日中午,在河南省太康县张集乡曹楼村的家中,当曹可平在门口看见自己的小儿子时,他十分意外。
自从双全的 “干爸”春节前告诉自己,“孩子今年过年要在外继续干活,不能回来了”,曹可平已经不再指望在短时间内能见到他,就如同过去的两年一样。
眼前的这个小男孩穿着墨绿色、光亮的新羽绒衣,背着蓝色的新书包,眼睛左右乱瞟着。
曹可平愣了一下,喊了一声:“双全? ”“嗯! ”男孩答应了一声。他终于不再是孟堂村的 “徐乙超”,而“恢复”成了曹可平8岁的儿子曹双全。
“一个月一千多”租出了孩子
曹楼村所在的张集乡是远近闻名的“杂技之乡”,这个称号曾得到河南省文化厅的官方认可。然而,在这个“杂技之乡”最著名的“杂技之村”温良村,村民们异口同声地说,已经至少七八年没有人玩杂技了。村民张国常(音)告诉记者,以前是村子里的人都穷,才不得不以外出表演杂技为生,有不少小孩子从小就干这行;现在青壮年都出去打工赚钱了,生活条件好了,孩子都按时读书,“谁还愿意让孩子受那苦啊。 ”
温良村的人没有想到的是,杂技这个能被冠以“民间艺术”头衔的传统被临近的孟堂等几个村的一些人扭曲地“继承”了下来。孟堂村出现了专门带小孩子出去“表演杂技”的“老板”,其中就包括徐申(化名)。
当时,曹可平和徐申是在一起喝酒时认识的,两人年纪相仿,还算谈得来。在聊天中,徐申得知了曹可平有一个小儿子,还没有上学,就问他愿不愿意把孩子交给他学杂技然后出去表演,“孩子赚多少钱我就全给你,一个月能有一千多。 ”
他想了一下就答应了。他对徐申说:“那这孩子就全拜托你照顾了。 ”他们商议,就让双全认徐申作干爸爸;孩子学好杂技出去赚钱后,徐申每个月寄钱给曹可平,一个月让孩子跟爸爸通一次电话。
两年之前,曹可平早就有把孩子送人的打算。他今年58岁,不识字,连阿拉伯数字也认得磕磕绊绊,除了种地什么也不会干。父母已经去世,有个姐姐现在在广州以拾荒为生,姐姐的家人也都在外谋生。他在村里唯一的亲人就是媳妇和两个儿子。
媳妇王两(音)比曹可平小21岁,精神有问题,常常说的话人们都听不懂,还大小便失禁。 “要不是这样她也不能跟我。 ”曹可平说。 15年前,王两和曹可平结婚;3年后,生了一个儿子曹敬全。又过了4年,他们的第二个儿子曹双全出生了。
双全的到来并没有让曹双全感到喜悦。媳妇不能干活,一家人全靠他种地为生,他家有五亩地,一年的小麦收下来除去全家人的口粮,基本卖不了多少钱。除了每个月五六十块钱的农村低保,再也没有别的收入。而媳妇吃的缓解精神症状的药物每天就要花二三十元钱。维持三个人的生活已经非常困难了,现在又多了一张嘴,他觉得“真的是养不下去了。 ”想把双全送给别人养,但又没人要。
就这样,徐申的提议无疑让曹可平看到了希望。在双方达成了口头协议后,徐申很快就让自己的儿子骑着摩托车把双全带走了。时间是2009年春节刚过,那一年,双全6岁。
白天到处乞讨,晚上睡网吧
昨天下午,记者看到已经8岁的曹双全时,问他这两年在外面是怎么表演的,是谁让他说自己叫徐乙超。他都躺在床上,头向后仰望着,不耐烦地说:“不知道! ”“我就是自己想出来的! ”无论一旁的大人怎么逗他,他都一直这么应对着。
记者无奈,只好转和曹可平聊天。当聊到小儿子在外乞讨收钱的话题时,双全突然坐了起来,对记者说:“给钱。 ”
“你要多少钱? ”
“五块,给五块我就回答你的问题。 ”
“那给了你一定要说啊。 ”
“你先给了再说。 ”曹双全斜瞟着眼,向记者伸出了一只手。
记者递给双全五元钱。接过钱的小男孩马上笑了起来,开始在记者的询问下讲述他这两年来的经历。
双全被接到徐申那里后,就开始每天在院子里练习翻跟头和倒立。当记者问他每天练多久,累不累时,他开始嘟嘟囔囔,最后说“不累”。曹可平在一旁说,可能一次就练十来分钟吧。
温良乡的张国常回忆说,他十四五岁时到村子里一个杂技学校学习,一堂课四五十分钟,每天要练习十个小时。“年纪小的孩子会练得时间短一点,但也是蛮辛苦的。 ”
练了一段时间之后,双全就被徐申带了出去。他们具体是什么时候离开太康的,曹可平也说不清楚,因为自从双全被带走后他就没有去探望过。去了哪里,他也不知道。 “他干爸有时说在北京,有时说在广州,有时说在上海。 ”
双全说,到了一处地方,他“就在所有可以玩杂技的地方玩”。具体的是翻跟头,有前翻、后翻、单手翻,还有嘴里衔着花,倒立靠在墙沿,能持续五分钟。然后跟看的人要钱。有的时候是直接跑到路人的身前要钱。听到这里,一旁的邻居问:“你会不会抱着别人腿不让他走啊? ”他连忙辩解说:“不会!不会!他们有的人会抱别人腿,我从来不抱!爱给就给! ”
每次乞讨,都有不少人给他钱。“有人给一块,有人给五块,给五块的最多。”有时,“干爸”会给双全几块钱,让他自己去买东西吃。曹可平并不知道自己的孩子一天能讨来多少钱,他清楚的是两年来徐申每月都会按时给他寄钱,从来没有间断过。 “最多的时候有1500元,最少时也有一千二三。”
白天,双全跟一群人出去乞讨;晚上,他们住在网吧里。 “那里还有好多人在看电视! ”双全并不知道,那是顾客在电脑显示器前看视频。
“海口”和“三亚”是双全唯一能说出的他去过的地方的名字。“我还去过好多地方,那里都没有三亚热。 ”
曹可平说,孩子告诉他,这次他们在海南并没待多久,就被警方送回了太康。
记者接着问关于冒充徐乙超的事情时,曹双全又一次伸出了手:“给钱就说。 ”
“这次要多少? ”
“两个五块。 ”
“那给了一定要说啊! ”
“先给了再说。 ”小男孩还是一样的强调。
拿到了十元钱之后,双全忽然不说话了。
记者问:“是谁让你把自己叫徐乙超的? ”
“我自己。我自己想的。”他又开始把头向后仰。
“你今年8岁了,为什么说自己6岁啊? ”
“我就是6岁!”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7岁! ”
“你是曹双全,为什么跟别人说你叫徐乙超啊? ”
“我就是徐乙超! ”双全突然加大了声音,不再理会记者。
这时曹可平告诉记者,这事儿孩子跟自己讲了:因为徐申家里有个孩子叫徐乙超,所以“干爸”也就把双全叫“徐乙超”。 “一个是‘大徐乙超’,一个是‘二徐乙超’。 ”曹可平说,双全走之前不像这样说话的。
“你在外面的时候叫徐乙超,回来就叫曹双全,对不? ”记者问。
“是呀! ”双全说,“我没骗你吧! ”他朝记者挤了挤眼睛。
双全跟徐申走了以后,一年之后的春节,曹可平见到了自己的小儿子,那年儿子腊月二十六回的家,正月初四又走了。今年过年,徐申本来说让孩子在外面多赚点钱,就不回来了。前天中午,徐申骑着摩托车把双全送回来,曹可平好奇地问孩子的新衣、书包是哪来的。徐申答了一句“国家买的”就走了。直到当天下午乡政府通知他带着双全一起去派出所接受调查,他才知道双全是去乞讨了。知道孩子在外面究竟是在干什么的那一刻,曹可平心里并没有太多波澜。 “赚钱是挺好的,可是讨饭就不好了。 ”
虽然希望过年能见见孩子,但双全回来了,曹可平还是高兴不起来。大儿子敬全下半年就要读初中了,只能去镇里读,一周只能在家里待一天。虽然学杂和住宿都是免费的,但吃饭得花钱。就算一日三餐只吃七八块钱,一个月的餐饮费就要两百块。现在没有了双全这笔收入,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手记
当记者离开曹楼村时,已是夜幕降临,满月挂在白杨树梢,元宵的焰火在天空绽放。在这个城里孩子和全家人一起热热闹闹吃着汤圆,然后跟着父母逛集会看花灯的时候,曹双全只能和爸妈、哥哥一起就着青菜吃馒头,然后和他们挤在一张床上,沉沉睡去。他或许会梦到未来,虽然他还并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怎样,还不懂什么是未来。面对一个当初仅6岁的孩子在外两年的乞讨生活,所有的成年人都应该觉得耻辱。